我来法国留学已经四年了。这些年来，每当更深人静伏案苦读，或晨光熹微独自漫步时，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幅永远不会褪色的画面：在扬子江边钟山脚下，美丽的南京城里有个幽静的小院，小院里有一棵花儿开得像火一样红的石榴树；挂在枝条上几个笼子里的蝈蝈儿不知疲倦地歌唱着。树下一把竹椅子上坐着一位正在沉思的老人，凉爽的晚风不时轻轻地梳理着他那已经雪白的头发……
这就是我的老师，betway必威西中文系中西比较文学教授、著名诗人赵瑞蕻先生。从1983年到1986年，整整三年，我有幸在先生的春风沐浴下学习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耳濡目染，老师高尚的品格与情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写诗，不仅在晚年仍然坚持创作，而且我感觉到他比许多诗人更拥有一颗诗人的心：正直、纯真、富于爱心，如火的激情，以及不断地在生活与大自然中对美的追求。他为人光明磊落，最痛恨虚伪。他在一首写李贺、济慈与兰波的诗中说：“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这一行包涵着辩证法，有着极强的概括性，引人深思的诗是他长期观察社会人生与古今中外文艺现象所得到的，也是他自己心声的吐露，会留传后世的警句。瑞蕻师年近八十，但他却纯真得像个孩子，心灵澄明得像一泓清泉。前几年，我们在校时，他为了仔细观察睡莲的蓓蕾怎样开放，怎么随着晨曦舒展花瓣，曾在六月中两次在黎明前一个人骑自行车悄悄地跑到玄武湖，蹲在睡莲池边等候天亮，等待一朵朵睡莲慢慢儿绽开。他后来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说：“太有意思了！朝阳上升，睡莲花开；整个宇宙在移动，地球在旋转，我们大家的心脏在跳动，万物相连在一起，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就是时间，这就是生命，就是和谐，就是诗，就是美……”先生的院子里原本有五盆漂亮的君子兰，某夜却不翼而飞，师母气得直嚷嚷，他却不以为然，呵呵地笑着，连声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除了教学与研究之外，先生最惬意的是在家中陪他的当时才五岁的小孙子旸旸玩。院子里一棵白色丁香花树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池，养了十几条金鱼。他和小旸旸常蹲在池边欣赏鱼儿在水草间游来游去。他比小孙子还喜欢蝈蝈儿，连石榴树上的蝈蝈笼都是他每年亲自到大街上买回来的。
瑞蕻师真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当青年人登门求教，他总是热诚接待，耐心指点。因此校园里的学生，特别是“南园诗社”的同学都格外尊敬他，爱戴他。不少次，他被邀请去作关于中外诗歌的报告，参加朗诵会。他上课的方式活跃而富于创意，善于启发学生的想像力；讲到髙兴处，往往连下课也忘了。我记得有一年端午节中文系部分老师和同学一起赛诗、朗诵诗，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新作。结果瑞蕻师以《我的头发》一诗荣登榜首。这首诗只有短短八行，是这样的：
我珍惜我的头发蓬蓬，
那是长年滋生着的树丛；
我已到了生命的冬季，
我的头发却能抵得住寒风！
但全给吹白了，可爱的叶子！
发脉中似有静电在流动，
我沉思，爱用双手抚摸柔发，
它们跟自然万物息息相通。
后来，瑞蕻师的一张鹤发童颜的彩色相片配上这首诗，被镶在南大南园的画廊里，大家看见了都说好，一时传为美谈。我们那一届有五个同学，家都不在南京，逢年过节，先生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一同欢度节日。杨苡师母系上围裙，亲自烧菜。不认识她的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和翻译家，译过《呼啸山庄》等西方文学名著，写了不少篇精彩的散文。我还深深地记得初到南京的第一个中秋节，那天我们五个研究生就在赵先生和杨先生家度过非常愉快的夜晚。在吃过月饼，喝完师母为我们煮好的咖啡以后，瑞蕻师带我们一起出外散步。林阴道上静幽幽，天上刚刚捧出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我们顺着北京西路一边朝鼓楼方向漫步，一边听先生侃侃而谈，谈诗，谈翻译，谈治学与创作的方法，也谈到他以前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一些情况。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着那个美好的月夜。
瑞蕻师的随和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也是那一年秋天，正是髙梁晒米，青橘染黄的时节，先生带我去湖北黄石参加闻一多学术讨论会，我们乘船由南京溯大江而上。我平日喜欢喝酒，因为要坐两天一夜的船，动身前我往背包里塞了两瓶葡萄酒。我有意请先生共饮，又觉不妥，怕有违师道；偷偷地喝更不行，万一让先生撞见，不好解释。到了晚上，我试着问他，可愿浅酌三杯两盏。哪知赵先生喜出望外，就坐下来与我开怀畅饮。那夜江上风清月朗，波光如镜，乘着酒兴月色，先生向我讲起了他青少年时难忘的岁月，也谈到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讲学四年的情景，有不少值得写下来的有意思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先生最后深有感触地说，德国有莱因河、易北河，都很壮观美丽，却不能和我们的长江相比，因为它们没有长江的气魄，长江的胸怀，尤其在流域辽阔的土地上所积累起来的悠悠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还必须尊重别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学术成就，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人家就产生了仿佛奥林帕斯山上的巨灵似的歌德、贝多芬、黑格尔、爱因斯坦等等大师。所以，我们今天不管研究什么，搞什么，就得有明确的比较观点，具有全世界的眼光。先生这些话我牢记着，迄今未忘。
瑞蕻师对学生既爱护又严格，对同学们关心备至。
我曾因为不够用心而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而当学生稍有进步时，他即予以热情鼓励。我在校时曾试译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几首诗，其中包括一首长诗《艺术之宫》，赵先生看了后，十分赞许。为了鼓励我，便把他一九五五年秋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书展市场上买到的心爱的《丁尼生全集》送给我，还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作为纪念。先生个性坦诚，虚怀若谷。他的新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学术论文，都先让我们阅读，并虚心地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一生热爱教育工作，未尝一日离开过这个岗位，他也鼓励我们从事这一伟大的事业。当年我在西藏拉萨考入betway必威西时，由于档案调转上有些周折，我焦急地给素昧平生的赵先生拍电求援，他立即回电说：“培养研究生是国家大事，热望贵校大力支持，协助该生办好手续，速来南大报到。至为感荷！”一九八六年，毕业分配时，我想改行，不愿当教师，并请先生推荐我到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没有想到先生大为恼火，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我着实教训了一顿。他说，目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教师，教育不上去，文化怎能普及提高，国家怎能富强？在他的劝说和教导下，我认识了这一点，开始安心于教育工作，后来就很愉快地去辽宁师范大学任教了，他还经常写信督促我。这些年我在法国求学，攻读博士学位，离先生远了，但先生的心却与我更近了。在我处境最为艰难的时期，他多次给我写信，砥砺我一定要克服困难，“不要动摇，不要气馁！充满希望，充满信心！……”而这时他已年近八旬，双眼患白内障，又有颈椎病，右手臂麻木，写字手抖，而每次来信却都写满四五页，充满诗情、年轻人那样的乐观。
瑞蕻师就像一支燃烧着的红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一九九〇年春天——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我收到先生因突患急性心肌梗塞险症住院治疗，稍好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随信还附有一份用诗句写的给家人、亲友和师生们的遗嘱。我拆开信，一眼就看到那首诗的题目，泪水夺眶而出；我呆呆地看着先生的墨迹，心中仿佛刀割一样。我不相信我的老师，这么热情坦荡爽直的老人真的会在重逢欢聚之前离开我们而去，我读了信和《我的遗嘱》，诗共十六行，最后两节是这样写的：
永别了，灿烂的阳光和星光，
永别了，家乡，壮丽的风景！
无需追悼，任火焰拥抱我，
请把骨灰洒在雁荡、瓯海滨！
但愿在我的诗和散文里
萌动着一颗纯朴的心！
窗前的石榴树又快开花了，
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
这样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永远像蝈蝈儿一般在歌唱的诗人，怎么会轻易地告别世界，过早开始他那独自一人的远游呢？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赶紧写回信，为他祈祷；真诚地祝愿他早日战胜病魔，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为了给赵先生带来快乐，我把法国南方普罗旺斯（Provence）地区——当时我生活与学习之处——风景图片配上拙作诗句寄给他，希望他能从中追寻一个遥远又温馨的梦境。因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先生虽然人未至而神已游，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非常喜欢的法文名著、都德的《磨坊书简》就是描写这儿的风光；同时，先生自己所译过的济慈的杰作《夜鸾颂》一诗中更是交织着南国的阳光，普罗旺斯的乡村舞蹈，以及闪着泡沫的紫红色陈年佳酿……不久，在医护人员细心疗治后，先生痊愈出院，重返书斋了。听到这个佳音，我感到无上的慰藉与由衷的喜悦！
瑞蕻师不但提倡爱的教育，用一片爱心对我和其他的同学们关怀备至，而且以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例如《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诗歌与浪漫主义》等著作）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年轻人。他勤奋一生，一直在文化教育园地上耕耘。到晚年，他仍在计划重译《红与黑》。为了译得更准确些，对原作一字一句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进行比较研究，他先后搜集了好几种文字的译本，其中竟有五种不同的英译本。当我把意大利文的《红与黑》和另一本他盼望已久的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意大利文原著《心》（Cuore），即中译本《爱的教育》）找到寄给他时，先生随即回信说，他高兴得一边闻着书香味儿，一边像孩子似地叫起来——“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同赵先生分别多年，真是想念万分！瑞蕻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他那颗永远被火焰拥抱着的诗魂，就像天上明星一样，会永远闪耀在我的心头，给我力量，照我前进。
一九九四年二月于巴黎
（文/范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