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淇，今年95岁。1920年6月8日出生于南京市鼓楼黄泥岗一户书香人家。家中很多长辈以教书为职业，这使我年幼时就接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知道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32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初中学习。那个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正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战争步伐。
1931年9·18事变，中国几十万军队放弃抵抗，东北三省拱手让日本人占领。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战争阴云逼近南京。1933年，日本军队又发动长城战役、热河战役，侵占了承德和山海关。
眼看着国土一天天沦丧，我心中一方面恨着日本强盗，一方面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迷惑不解。为什么对日本军队的进攻采取不抵抗的妥协政策？为什么不断发动内战消耗中国军队的实力？为什么对老百姓的抗日要求采取“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禁止宣传抗日”的政策？我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
1934年，田汉编剧的抗日电影《桃李劫》上映，主题曲《毕业歌》在同学中间广泛传唱。大家都觉得我们青年学子应该承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1935年，我升入中大实验学校高中学习。在学校，我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进步学生。大家在一起议论时政，探讨救国的道路。后来，我又认识了外班的一个同学蒲通修②。蒲通修的三姐蒲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二姐蒲熙修是《新民报》和《文汇报》的著名记者。大姐蒲洁修，自费留学德国，归国后办企业生产军用物资支援抗战，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蒲通修经常会把最新的消息带到学校，告诉爱国学生。蒲通修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爱国学生的核心。
这一年夏天，田汉编剧的又一部抗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了，电影还在拍摄时，田汉就被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进监狱。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受到热烈欢迎，它写出了我们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尤其是聂耳谱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要把血肉筑起新长城的民族精神。这首歌激昂的旋律，是进军的号角，鼓舞我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现在的北京）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组织数千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南京市也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蒲通修在中大实校组织和领导了地下学联的抗日救亡活动，我和同学王光宇、张旭昌等人都加入了这一组织。学联出版地下刊物，组织进步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如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张仲实翻译《政治经济学》，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等。很多进步青年通过这些书籍认识了马列主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1月，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常任侠③。常老师身材魁梧，人如其名，正气、侠义。常老师讲授国文课，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声情并茂。常老师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在课堂上讲爱国，讲抗日，讲到激动处甚至热泪盈眶，给学生很大的感染。常老师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授课内容，如：“上国文课讲《汉书·苏武传》令学生知吾先民之气节，持久不屈。”“对高中全体学生讲反帝法西斯与国防”“讲《勾践灭吴》两小时。课余为学生报告修路工人生活状况，在课堂中，泣下沾衣。”“下午讲拥护抗战与唤起民众。下课后喉为之哑。”“讲《史记·李广传》”“出作文题‘拥护抗战与组织民众’……”（1999年9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常任侠老师日记《战云记事》，内容选自1937年1月至1945年12月，跨越抗战全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抗战开始了。田汉赶写了四幕抗战话剧《卢沟桥》，8月9日在南京中华大戏院首场演出。常老师应田汉邀请，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抗日团长吉星文。我和同学们为学校有这样的好老师兴奋自豪，奔走相告家人、亲友、街坊邻居，希望大家前往观看。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并开始出动飞机轰炸南京。8月6日，中央大学和中大实校也受到日机轰炸。常老师日记中写道“……中大实校，被敌机轰炸，残破不堪。总办公室中一弹，余坐处几椅已碎。余卧室亦被破坏……大学大礼堂，图书馆、昆虫局、牙医专校，女生宿舍俱被炸。……设余在京，余卧室中弹，或不能幸免，今一息尚存。实多得者，今后当于帝国主义战斗，为人类洗此耻也。”看到学校被炸的惨状，很多女生失声痛哭，我们男生则咬紧牙关，握着拳头：“该死的日本鬼子，此仇一定要报！”
此后，中大实验学校开始经安徽、江西、湖南向重庆大后方迁移。那时，我经常与王宇光、张旭昌、胡崇宪等同学商议，想去胡崇宪的老家皖东地区打游击。这个想法遭到胡崇宪母亲的坚决反对：“国家养着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日本人进攻。你们几个学生娃仔会打枪吗？会拼刺刀吗？我看你们是肉包子打狗。”一顿训斥，胡崇宪动摇了，这一计划只好作罢。
12月中旬，学校到达长沙。这时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的消息已经传来，还有许多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消息。
家乡沦陷于敌寇手中，父母和亲人生死未卜，我感到心口刀割般地痛苦，国已破，家何在？我无心继续随学校西迁读书，脑海里只萦绕着四个字“保家卫国”。我和王宇光、张旭昌、胡崇宪再次商议，决心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投奔共产党到延安参加抗日。
1938年元旦，常任侠老师日记写着：“下午，王淇、胡崇宪、陈贻谷三人欲往皖中训练民众，为写介绍信介绍田汉、阳瀚苼两人”。1月2日常老师日记：“晚间送陈贻谷、王淇、胡崇宪三人赴汉口，与高三诸生唱歌送之，车启行始归。”
我们背负着老师的期望，同学们的祝福，告别了学校。
几个月后，常老师也来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对外联络秘书。
汤池训练班
到达武汉以后，我和王宇光、张旭昌、胡崇宪4人前往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又拿不出地方党组织的介绍信，办事处始终没有答复我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离开。在办事处门外，我们正为何去何从拿不定主意，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来人正是中大实校组织地下学联抗日救亡活动的蒲通修。蒲通修在学校的逼迫下提前离开了学校，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相遇。我们几个人喜出望外，立刻把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蒲通修。蒲通修回答我们：“何必去陕北呢？湖北也是抗日战场，也有共产党，就在湖北干嘛！”接着蒲通修为我们介绍了位于应城县的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名义上是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举办的合作指导员训练班，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时期。建设厅厅长石瑛和合作实业委员会委员李范一④都是国民党辛亥革命元老，看不惯新权贵们的贪污腐化，他们两人找到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董必武，提出由建设厅出钱，共产党出人主办汤池训练班。董老请示周恩来后，决定委派湖北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陶铸负责训练班的工作。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调派人员担任教员。蒲通修是训练班二期学员，结业后在武汉青年救国团负责工作。听了蒲通修的一席话，我们高兴地同意了，认为这也是一条投身抗战的好路子。我们拿着他以青年救国团名义开出的介绍信到汤池训练班去了。
汤池训练班的教学内容和形式，都是仿照延安抗大的路子。这里没有正规的教室和宿舍，上课时大家席地而坐，膝盖就是课桌。住的是庙宇祠堂，睡的是稻草地铺，吃的是萝卜白菜。条件虽然艰苦了点，但学员个个精神饱满，每天早上陶铸亲自带领学员跑步操练。教学内容设三门主课：刘季平⑤主讲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雍文涛⑥主讲群众工作；陶铸亲自主讲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同时也学一些合作社的业务知识。
为了适应未来的游击战争，训练班经常组织学员进行急行军和夜行军等军事训练。开始时，有的学员背不动行李，把行李放到地上拖着往前走。李范一先生见此情景笑着说：“这怎么做农村工作，又怎么打游击？”陶铸回答说：“用不着怕，现在都是矿石，百炼成钢，他们将来一定会变成钢铁的！”训练班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我们排练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在应城、京山、天门一带乡镇宣传演出，群众的抗战情绪高涨，却引起顽固势力的恐慌。他们给上司打报告，说共产党打入训练班，应城红了半边天，要求取缔训练班。大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到汤池来检查，在李范一的掩护下，我们早就藏好了共产党的教材，专心学习合作社业务。徐恩曾没有发现半点线索，只好无功而返。
三个月的学习就要结束，训练班又安排我们专门去农村开展实践活动，我们分成小组，到农村走访农户，实地调查。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另一方面使我们掌握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这时，刘惠馨、王宇光、张旭昌等一些表现突出的学员，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
三期学员结业分配名单公布了。由于一、二期学员已经分配在鄂东、鄂中开展工作，根据湖北省委“进一步地注意外县组织的发展”的指示，我们三期学员大多被分配在鄂西，鄂北工作。我和王宇光、张旭昌都被分配在鄂西。我心中虽然想留在鄂中，这块马上就要成为抗日战场的热土，但仍然服从了分配，在雍文涛老师带领下去了鄂西。
在宣恩加入共产党
1938年4月，我们跟随雍文涛老师离开汤池，经由武汉、宜昌前往鄂西（现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雍文涛老师被湖北省委委任特派员，以湖北省建设厅合作视察专员的公开身份，来恩施组织农民参加合作事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学员则按照恩施8县分成8个小组，每组5人。我被分派在张旭昌任组长的宣恩县，同组的还有张式、姚锦芬和柳芬。王宇光被分配在咸丰县，担任组长。鄂西的自然环境十分艰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高人稀，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政治环境更是险恶，湖北省政府从武汉迁至恩施，国民党庞大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密集，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我们的队伍当中，个别人产生了动摇，来到恩施的当晚，来凤组的组长不辞而别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当队伍出现动荡情绪时，雍文涛老师鼓励大家：“我们在汤池训练班时，都表达过为了抗战的胜利不怕艰苦，不怕牺牲。难道面对今天的困难，我们就害怕了吗？”经过雍老师的耐心说服，我们都安心的奔赴各自的岗位。
到达宣恩后，我们拿着省建设厅的委任书去县政府报到，张旭昌被任命为县合作指导办事处代主任，其它四人都是合作指导员。县长胡干成警告我们：“你们办农村合作事业可以，但不准搞政治运动！”我们回答说：“县长放心，我们知道该做什么。”
合作指导办事处被政府安排在火神庙，我们安排好住处后，立刻商议起如何开展工作。
这天上午，宣恩街头传来一阵锣声，一个卖艺老人招呼着过往群众，围拢出一块圆形场地，接着对大家念叨着：“各位老少爷们儿，今天初来贵地，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现在我的女儿为老少爷们儿唱上一段小曲。”一个青年姑娘来到场地中央开口唱到：“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唱到这里，姑娘突然咳嗽起来，晕倒在地上。着急的老人催促着姑娘起来为大家演唱，姑娘挣扎了几次还是趴在了地上。生气的老人拿出身上的鞭子对着姑娘抽打起来。围观的群众引起了骚动。“住手！放下你的鞭子！”两个青年观众冲进场内，一个搀扶起姑娘，一个和老人争夺鞭子。被扶起来的姑娘向大家哭诉：“我的家乡在东北，自从被鬼子占领后，我们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可真是凄惨那！我们只有逃亡，四处流浪，无处安身，没有饭吃……”两个青年听不下去了，愤怒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观众中一个女青年高声呼应。“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群众同声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原来这是张旭昌带领我们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老人，姚锦芬扮演女儿，张旭昌和张式扮演青年观众，柳芬在观众中带头呼应场上喊口号。首次演出获得成功，我们又排练了《木兰从军》等文艺节目，到宣恩各农村集镇演出。利用农民群众观看演出的机会，向他们散发农业合作的宣传材料，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为了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我和张旭昌、张式每天都要爬山涉水深入农村，走访农户和贫困农民交朋友，为农民填写贷款表，办理信贷。到1938年下半年，宣恩县组织基层合作社147个，发展社员3259人，为农民金融救济和春耕贷款1万多元。我们不吃不拿农民的东西，贷款不要回扣。我们全心全意为农民工作的热情一扫国民政府的官僚旧习，取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把农民组织和团结在合作社周围，连政府工作人员中也有人感叹“都像你们，一些事情就好办了”。
姚锦芬和柳芬，除了整理合作社资料，处理日常借贷业务外，他们不定期地在县城编办抗日救亡宣传壁报，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唱“打倒东洋”等抗日歌曲。
6月8日是我18岁的生日，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8月份，上级党委派人到宣恩，通过对我和姚锦芬的考察、谈话，经张旭昌介绍，批准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我们举行了入党仪式。上级批准，宣恩县共产党小组成立，张旭昌任组长，我负责组织，姚锦芬负责宣传。
我们的活动吸引了宣恩县进步青年的注视，一些人主动到火神庙住地找我们玩耍，了解大山外面的抗战局势，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为他们介绍进步书籍阅读学习。通过一系列工作，我和张旭昌先后发展了李介、田应谷、曾用宏、覃子才、王大亮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党的队伍扩大，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宣恩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张旭昌任书记，我负责组织，姚锦芬负责宣传。
我们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注，他们认为汤池来的合作指导员是共产党培训出来的，必须加强监视和限制。他们撤了张旭昌代理办事处主任职务，主任由县长胡干成担任。在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下，我们设法在宣恩猪市街开办了一家瓦屋书店，以看书，买书做掩护，开展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同时书店暗中出售进步书籍和国民政府允许发行的《新华日报》等共产党的报刊，为党员和进步青年提供学习材料。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7月，国民党湖北省执委又发出通告“停止中共一切非法行动，各级军政机关，中共均不得有组织及派员秘密活动”。针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共南方局于7月发出秘密工作指示，组织各地“露红”的同志转移，半公开的组织一律转入秘密形式。经鄂西特委同意，姚锦芬、张式于下半年转移到重庆读书，柳芬已于38年底去了巴东。我和张旭昌继续留在宣恩坚持地下斗争，但是瓦家书店被查封，并且被逐出火神庙驻地。特务虽然怀疑我们，但是并未查出共产党活动的证据。
1939年底，共产党员李介利用其父和宣恩县沙道沟区长是旧交的关系，应聘担任沙道沟小学校长。李介上任之后，招聘了本地一批进步青年担任教员，并广泛联络社会青年。我和张旭昌利用合作指导员下乡工作的便利，经常去沙道沟和这些青年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为共产党员，到1940年初，沙道沟已有共产党员10人，我们请示上级后，批准成立了沙道沟党支部，由李介担任书记。
1940年5月，因为张旭昌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组织安排我们转移去了重庆。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恩施对共产党实施大搜捕，很多党的组织被特务破坏，鄂西地下党遭受巨大损失。
远征千里 光耀河山
我在转移到重庆之后，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学习。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形式是单线联系，不成立支部，不开展活动，不发展新党员。皖南事变后，大批党员骨干转移，使普通党员与上级失去联系。1942年，我的上线毕业离校，党组织也未派新的同志与我联系。在党组织长期处于隐蔽状态下，我只能遵照周恩来副主席“勤业、勤学、勤交友”的要求，埋头读书，做一个好学生。
1944年，中美英三国高层为了收复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战略通道滇缅公路，制定了对日本军队盘踞的缅北、滇西地区的反攻计划。美国大规模增派空军、陆军和后勤人员来到中国。一时间，英语译员成为中国抗战最急需的人员。
1月份，国民政府军委会联合教育部，向川、滇、黔三省的各大学下令，征调应届毕业的所有理工科男生，充任军事英语译员。所缺最后一学期课程免修。毕业证书待服役期满时凭退役证明颁发。作为国民义务兵役服役两年（后来抗战胜利提前复员）。如有违抗，立即开除学籍。
命令传达到学校，事出突然，一时引起部分学生的委屈和抵触情绪。而我却难抑心中的激动。保家卫国，上前线杀敌是我多年的夙愿，机会就这样来临了。对所有的问询，我只回答一句话：“我的家乡在南京，我的亲人都还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匈奴未灭有家何为？”我是最早一批报名和参加体检的学生。几天之后，所有符合应征条件的同学都冷静下来，纷纷接受体格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1944年3月17日，重庆译训班（第一期）开学，中央大学400名入伍同学排队步行前去报到。沙坪坝各校师生和附近居民前来送行，一路上鞭炮齐鸣，口号不断，情绪热烈。旗猎猎兮赤血暖，壮士出征早凯旋。
重庆译训班除了英语会话和英语军事术语等专业课外还进行操典、野战、实弹射击等军事科目。另外也开设外交礼节、形势报告等讲座，来作过报告的有陈果夫、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等人。3月29日是当时政府新颁布的第一个“青年节”，蒋介石亲临讲话。受训一个月后，4月17日重庆译训班第一期结业，结业典礼由何应钦主持。这都显示了中国政府对重庆译训班的重视。结业时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三级英语译员”的委任书和一个月的薪金（相当于军荐二级少校级）。
我们有40多个学员被分派到中国远征军驻滇西部队。我们先乘美军运输机到达昆明，又换乘汽车来到保山中国远征军司令部。这时，中国远征军已强渡怒江，在怒江西岸与日军激战。军情紧急，远征军司令部命令我们立即赶赴各自被分派的部队。40多人分往三处，一处是11集团军71军，一处是20集团军54军，我们14位同学被分派在20集团军53军。从保山到前线只能徒步行军。53军留守处派了一名传令兵给我们带路。白天翻阅横断山脉陡峭的山岭，穿行茂密的森林，夜晚随便找一处百姓的空屋做饭歇息。4天后终于到达怒江，通过怒江上新架的军用简易铁索桥过江。怒江西岸荒无人烟，远征军渡江后曾遭到日军的殊死顽抗，付出了惨重牺牲。十几天了，我们沿路仍能闻到阵阵飘荡的尸臭。到达53军军部之后，军长周福兴中将接见了我们，随后下令军部留下两位译员，军部直属的工兵、炮兵、搜索通信4个营各留1人，116师和130师各分派4人。我们130师的4人，有师部的黄美琛、388团的杜敏荪、389团的苏笺寿，我在390团。军部命令我们立刻出发，分赴各部队报道。也未派人带路，要我们沿着电话线路自行前往。顺着电话线走入莽莽林海，我们必须翻越横亘在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116师的进攻路线是茶马古道南公斋房，尚有路可寻，130师是从高黎贡山南脉马帮都未走过的地方打通一条新的过山通道。我们走的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脚下是草丛乱石、布满苔藓的巨树根。碰到陡峭的路段，必须手脚并用，我们越爬越高，往上看，是不见峰顶的耸岩，往下看，是刀削斧劈般深不见底的危崖，云气就在脚边缭绕。山脚下，还是炎热的夏天，山腰处已感觉到春秋的凉爽。继续向上，路面出现了积雪，单薄的夏季军装，抵御不住寒气袭人，走了一天，傍晚登上了高黎贡山南脉一条山梁的峰顶。山上寒风刺骨，冷雨扑面，天色已黑，我们必须在山顶过夜。我们在山上发现一个用树枝搭建的窝棚，4个人躲了进去。窝棚的缝隙不能遮风挡雨，下了一夜的雨，把我们后背的衣服完全浇湿。冬天般的寒冷，冻得我们瑟瑟发抖。我们4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相互温暖着对方，总算坚持着熬过这艰难的一夜。
第二天天色微明，我们就动身出发，越过山口，这里离前线已经不远，随处可见中国士兵冻死或战死的遗体。很快我们就到达山腰的130师师部。130师正沿着高黎贡山西侧的山麓，向日军盘踞的阵地进攻。三个步兵团都在鏖战之中。师部派出传令兵，带领我们去团部。到达390团部时，前沿阵地一阵阵机枪声似乎在迎接我的到来，向团长报道时，团长没有任何寒暄，指令我一切行动跟随团部的美军联络官就可以了。团指挥所离火线不足1000米，日本守军居高临下，凭天险据守顽抗。我经常跟随团长和美军联络官到前沿阵地视察督战。
在日军射向我方的弹雨下，我可以趴伏在战壕里掩护自己，中国士兵必须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前进，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我军阵地上机枪不停气地扫射，在气势上要压倒敌人，给冲锋的兄弟们创造活着冲上日军阵地的机会。白天，我也经常跟随美军联络官到驻地后方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安全区域摆放“布板”，这是一种用白布做成的长方形框片，可以拼放成一定的形状，作为美军运输机空投物资的目标。我军在高黎贡山山区作战，直到攻占腾冲，几乎所有的军需物资，都要依靠美军飞机空投。武器弹药用小型降落伞，粮食装在麻袋里直接抛掷下来。我配合美军联络官点收好这些物资后，再分发给下属战斗部队。每天晚上，美军联络组定时通过无线电话向上级报告当天的战斗情况和军用物资的消耗补给情况，美军也将搜集到的战场情报反馈给我们，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我团阵地不断向前推进，日军盘踞的山头被我们一个个攻克。遇到久攻不克的日军阵地，根据我们每晚的战场情况报告，美军空军会派飞机前来助阵。眼瞅着日军阵地在美军战机的扫射轰炸下灰飞烟灭，我军士气高昂，我的心头也十分振奋。6月下旬，我们130师胜利攻克日军在腾北的重要据点江苴。我团乘胜追击，直向腾冲进军。七月中旬，我团到达了上级指定位置，腾冲城外东南一带。20集团军5个师的部队陆续到达腾冲周围，日军城外据点一一落入我军手中。7月29日，日军在腾冲城外的最后据点，来风山被友军攻克，我方5万大军完成了对腾冲日军的包围。
8月2日，美国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腾冲城墙实施轰炸，腾冲攻城战开始打响。腾冲日军虽成瓮中之鳖，但困兽犹斗，凭借腾冲坚固的城墙，和在城垣上修筑的堡垒，负隅顽抗。我军步兵潮水般地轮番进攻，均被日军的火力网拦阻。
我们130师担任外围警戒任务，防备日军从龙陵派来增援部队，未参加最初的攻城作战。这时，我390团分配到一批美军最新发明的武器火焰喷射器，一扣扳机，可以吐出一条50米长的火龙，是巷战中消灭日军火力点的有力武器。美军派来一名教官，由我翻译，培训和指导我团士兵学会使用。
经过十余天的苦战，我军终于从美国空军炸开的城墙缺口冲上城墙，扫清城垣上的日军堡垒，开始进城作战。由于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民房密集，日军在每条巷口都筑有堡垒，在地下修有地道来去自如，我军在巷战中伤亡惨重，只有通过占领民房，一间房一间房地向前推进，每占领一间房屋，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一些参战部队牺牲过大，已失去战斗力。20集团军决定将防敌增援的130师投入攻城战斗。我军战斗力有增无减，日方则日益损耗，士气尽丧。9月14日，经过42天的战斗，我军终将守城日军全部歼灭。腾冲攻克后，我曾随团长和美军联络官进城，所经之处遍地瓦砾，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
我团经过半个月的休整，补充了数百名四川新兵。9月底，又奉命出发南进，目标是滇缅公路遮放一带。战斗仍在群山密林中进行，我军不断攻克日军据守的山头，缓慢向前推进。历时近两个月，我团已推进到遮放北侧，站在山顶，能从望远镜里看见滇缅公路。11月11日，沿滇缅公路进攻日军的11集团军攻克战略要地龙陵。几天之后，又攻克芒市。12月1日，遮放也落入我军手中。日军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士气。
12月1日，我们接到53军军部命令，53军译员的任务已完成，全部译员到军部集中，克日返回昆明，滇西大反攻已近尾声，云南全境即将光复。半年多的时间，我们随同远征军征战千里，把光荣永远留在了云南大地。出师已捷身未死，我们挥泪告别远征军的弟兄们，返回昆明。在昆明休息待命，本来可以留在后方的军事部门工作，我强烈要求重返部队。随部队进军广西继续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在广西桂林，我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我提前退役，返回重庆，在母校中央大学领取了毕业证书。
今年，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回顾抗战历史，我心中无悔无愧，我承担了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应尽的责任。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开辟敌后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我亲眼目睹了正面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将士不畏强敌，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我们要以史为鉴，珍惜今天的和平幸福，更要放眼未来。当代的青年要承担起当代的责任，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勇于奉献，永远奋进。
（本文由王淇口述、王淇二子王骏整理而成）
注释：
①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陶铸率鄂中特委赴京山县大洪山区丁家冲，组织应城抗日游击队。写下《大洪山抗日》七言诗一首“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日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②蒲通修（1920—2009），上海嘉定人。1938年汤池训练班二期学员。1939年抗大一分校学员。1948年任解放军42军126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77年任教育部副部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③常任侠（1940—1996），安徽颍上人。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佛学院教授。
④李范一（1891—1976），湖北应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因不满政府腐败，辞官不做，在应城汤池兴办试验农场。积极支持共产党主办汤池训练班。掏钱购枪成立抗日游击队，后并入陶铸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队，解放初期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55年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⑤刘季平（1908—1987），江苏如皋人。曾任抗大九分校校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山东省、安徽省省委书记，教育部代部长。
⑥雍文涛（1912—1997），贵州遵义人，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近纵队（后扩大为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代主任。解放后任林业部部长，中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