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文集》曾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过，260万字，精装7册，时年71岁。《周勋初文集》增订本复由凤凰出版社于2023年出齐，650万字，精装20册，时年95岁。文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顺其自然地登攀》，总结了他的治学经验。我体会其治学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客观条件下，抓住并创造机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学问。
一 《九歌新考》
周先生是1950年考取betway必威西的，当时南大中文系大师云集，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汪辟疆、陈瘦竹、张世禄等名家都先后为他们班上过课。他对胡小石上课的印象尤其深刻，尝云：“我在大学二年级时，上过胡先生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这时已经折服于他的渊博与敏悟；大学三年级时，听过他的‘中国韵文史’课，觉得真是一种诗意的感染与科学的求真精神的完美结合；而在四年级时，听他上‘中国文学史’上半部分，历时半年多，则收获更大，对我一辈子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46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经验谈》，仅随文注明页码）胡小石家住天竺路21号，离学校有半小时路程，周先生常登门求教。1954年，周先生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编制《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
1956年，胡小石先生招副博士研究生，周勋初考取了胡先生的研究生。胡小石是《楚辞》研究的顶级专家，周先生说：“我在大学四年级时，曾在胡小石先生指导下认真学习过《楚辞》。回校当副博士研究生时，又听胡先生讲过一次，产生了很多想法。”（《周勋初学术年表》，载《无为集》426页，凤凰出版社出版社20020年，以下仅注页码），于是他便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写出了《九歌研究》的初稿，其中很多重要论点，得之于胡先生的启发，书稿完成后，曾送请胡先生审读过，胡先生对他慰勉有加，并惠予题签。（参见《九歌新考·序》，载《九歌新考》1页，凤凰出版社2021年）此书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书签不慎遗失，遂集胡先生遗墨而改名《九歌新考》。（参见《无为集》426页）他特地在该书《序》中说：“谨以此书纪念导师胡小石（光炜）先生。”
周先生是主张综合研究的，尝云：“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经验谈》72页）他说：“小石师的研究楚辞，就运用了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我在他的指导下，研究楚辞，也就带有同样的特点。”（《经验谈》318页）《九歌新考》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他进行综合研究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述：“我用神话、宗教、民俗和哲学、历史、地理等各种学问作综合研究，又用朴学家的手法进行论证。”（《经验谈》65页）他还撰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并受到了学界肯定，如程毅中在《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读〈周勋初文集〉志感》一文中说：“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道路。”（《文学遗产》2001年4期）
二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及其他
1958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又搞了“拔白旗运动”。当时南大中文系领导将罗根泽先生定为资产阶级白旗，当作批判对象，系主任俞铭璜解释道：“现在外面风越刮越紧，我们必须跟上去，但我们头脑也要清醒。胡小石、陈中凡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批么？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拿罗根泽来批一下，但罗先生身体也不好，批垮了怎么办？上面压得那么紧，你要顶是顶不住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看一步走一步。”（《经验谈》361页）罗根泽患有高血压与肝硬化，果然被批垮了。1959年，周先生研究生尚未毕业就被改为助教，接替重病在身的罗跟泽先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
周先生不能继续研究楚辞殊觉可惜。但是，他还是不失时机地投身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科研中。周先生是主张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与提炼，然后再作理论阐述的，所以特别重视读原著。他说：“我在1963年时有一个学期轮空无课，我就利用这段时期，每天上午到南京图书馆去看书。这样坚持了半年，也就编成了一本《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篇目索引》。”（《经验谈》403页）该索引还油印了出来，不仅为学生自学文艺理论著作提供了方便，也为他自己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连续讲过四遍，不断地充实与提高，故其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郭绍虞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出版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两册，解放后经过修订合为一册，约50万字，用作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类似著作已有一、二十种，篇幅都比较大。周先生于是另辟蹊径，追求“少而精”，一个“小”字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周先生所说：该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关批评史的基本知识，似乎无所遗漏。”（《经验谈》402页）有的书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蒋凡、汪涌豪《发见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会心》一文称该书“疏而不遗，俭而不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惟其如此，该书深受欢迎，“韩国许多大学，如汉城大学、外国语大学等，都曾用作教材。香港大学亦用作教材。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出新版；1995年6月，辽宁古籍出版社亦出新版。韩国学者全弘哲等译为韩文，于1993年由韩国理论与实践出版社出版。（参见《无为集》421页）
周先生在《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方面也因之结出了硕果。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教过《文心雕龙》，并编有讲义，由于受到运动影响中断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周先生才开了《文心雕龙》选修课，一共上过三次。为此，他将旧讲义重新检出，挑取《原道》等十三篇有代表意义的文章，编成一种取名为《〈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的教学用书，由betway必威西印刷厂用铅字排印过，并收入了原版《周勋初文集》第2册。后来周先生又完成了《诠赋》《丽辞》两篇。其余三十五篇，由于年事已高，除自撰“解题”外，“注释“与“分析”部分，便请他的具有南北朝文学治学经验的博士毕业生完成，并以《文心雕龙解析》为书名，由凤凰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了。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方面也写过不少高质量的论文，收在《文史探微》《文史知新》两部论文集中，后来还专门出过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
三 《高适年谱》与《〈韩非子〉札记》
正常的教学秩序刚恢复几年，又被政治运动打乱了，1964年，南大文科师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着又到溧阳果园搞劳动建校，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成了重灾区。一般教师都已放下书本，周勋初家的图书甚至被勒令上交，周先生的夫人曾谈及此事，她说：“过不多久，又接到一个来自造反派的指令，要将家中全部图书上缴造反派。勋初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自然属‘封、资、修’的范围。我们哪敢申辩，很快用平板车将家中几书架的书，全部运往中文系，自此他没有书看了。”（《经验谈》391页）
直到1971年底，出现了转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因为它有来头，工宣队才允许教师到系资料室借有关的书来读。betway必威西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师自然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读书备课了。不过当时强调文科要到工厂、农村去开门办学，读书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周先生谈道：“那时我被编在学生一起，开门办学，到浦镇车辆厂去写调查报告。大家集体住在等待拆毁的两节硬席卧铺的破车厢里。报告是由学生写的，教师不过参加些讨论，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工人干活，逛逛大街。我就向工宣队头头说：自己个子高，睡时脚伸在铺位外面，容易着凉，要求单独住到原来列车员休息的房间中去，工宣队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便经常把自己反锁起来，躲在这间斗室中读唐诗。”（《经验谈》104页）就这样，周先生写出了《高适年谱》的初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请孙望先生审读一过，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抓住机会撰写《高适年谱》为周先生后来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献整理开了先河。
周先生曾感叹道：“我这匆匆忙忙的一生，常是处在身不由己的状态。”（《经验谈》12页）从1974年初开始，“四人帮”又发起评法批儒运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betway必威西负责法家著作《韩非子》的注释工作。为此betway必威西还专门组成了有八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实行工人、学生、教师三结合的原则，随后该写作班子便逐步缩小到二十多人。周勋初受命参与其事，并成了顶梁柱。周先生说：“1982年11月，《韩非子校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自奉命投入此事，从拟订体例，修改各组提交的草稿，一直承担主要任务，负责定稿后，自1980年10月至1981年2月，全面进行修改。书影介绍和编制人名索引等，均由我选定、拟撰和编制。《韩非子校注·后记》也称：‘全书的文字统一和校勘工作是由周勋初同志负责的。’”（《无为集》422页）可见，他为《韩非子校注》一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个人还乘此机会撰写了《〈韩非子〉札记》一书，他曾介绍过该书的写作情况：“1974年至1976年，我受命出力注释《韩非子》工作了两年，书已很熟了，有了些新的感想……也就随手记录了下来，一有空隙，就慢慢组织成文，这样竟积累成了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韩非子札记》。”（《无为集》358页）1980年11月《韩非子札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感叹道：“我很庆幸，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演出这幕评法批儒的荒诞剧时，不幸卷入其中，但巧用机缘，个人还能完成公私两部著作，不但在学识上有所提高，而且对学术界也未造成损害，反而增添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无为集》25页）
正因为周先生在文革中，抓住并创造机会，完成了《高适年谱》《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的写作任务，方为他在改革开放之初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四 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与研究
周先生曾说过：“机遇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的，我只是一当机遇闪现时，就能紧紧抓住，且能乘势一竿子扎到底就是了。”（《经验谈》101页）改革开放之初，出书还是相当困难的。周先生谈道：“1983年时，傅璇琮先生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主任，约我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的《唐语林》一书作整理。”（《经验谈》93页）当时周先生虽然很忙，还是承担了这一任务。
正如周先生在《唐语林校证·前言》所说，《唐语林》是一本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同时它又是一本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周先生对之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校证，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周先生整理该书，大致也采用了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该书卷末所附《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唐语林援据原书索引》等六个附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仅举一例以见他在整理该书时所下的苦功。他说：“为了查对方便，我把每一条条文编了号，该条出于哪一种原书，查到之后随即记下。我把《国史补》等笔记小说原书，《太平广记》等总集，《太平御览》等类书，《能改斋漫录》等笔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一一翻检……把书中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处，就查检人名索引进行核对，笨人也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经验谈》114页）陈四益《书无好坏论》一文在论及《唐语林校证》时说：“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书中有关唐代的有趣史料，而是周先生整理古籍所下的功夫。在乱印古书成为发财门道的今天，这样切切实实的整理工作，几乎是空谷足音。念及此，真令人感叹唏嘘。”（《新京报》2004年12月24日）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常称该书可作研究型整理古籍的样本。2013年，该书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列入“全国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
周先生还在整理《唐语林》的基础上，陆续写了不少相关文章，后来汇总成了一部专著《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其《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一书，显然也是在《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的基础上扩大重写而成的，不过体例更统一，内容更丰富。后来他担任南大古籍所所长，确定以唐代文史整理工作为该所重点，于是又负责主编《唐人轶事汇编》。该书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年获新闻出版署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我们就不详加介绍了。
五 唐诗研究与整理
周勋初先生在文革期间撰写《高适年谱》，实际上就已开始研究唐诗了。由于研究高适，使他增加了许多有关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他因而也阅读了许多杜甫的作品，甚至对李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改革开放，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许多学会。要参加学术会议需提交论文，这自然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周先生正当其时，是不少学术会议的参与者、组织者与受惠者。1989年6月2日至4日，在安徽九华山举行李白学会第二次年会，选什么题目参会呢？周先生谈道：“我选题目，总想有一种新的视角，发人之所未发，希望能够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经验谈》209页）于是他别开生面，从“多元文化的结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他说：“在构思有关李白的文章时，觉得其子女的名字颇为怪异，本人亦颇有异端作风，遂列出几点：（1）子女命名；（2）籍贯与指树为姓；（3）剔骨葬法；（4）尊王攘夷；（5）不崇儒，有战国余风，从衡游侠；（6）从永王璘乃必然；（7）商人家庭，散千金；（8）弃女人。”（《无为集》428页）其与会论文为《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测》。随后又写了九篇论文，集成《诗仙李白之谜》一书。罗宗强在书评《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中称该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全部解决，但却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展现了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文学遗产》1998年4期）正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周先生又承担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李白评传》的写作任务，这样他就对李白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李白的家庭与行踪，以及思想源头，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等等，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由于周先生在李白研究方面有了一定影响，故《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的主编，约周先生编一本《李白研究》。该书由《李白研究百年回眸》《李白研究论文荟萃》《20世纪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等三个部分组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书的编纂与《李白评传》的撰写可谓相得益彰。
周勋初从事唐诗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也缘于他善于把握与创造机会。周先生谈道：“1976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形势丕变，我为完成《韩非子》的校注工作，必须到北京图书馆中去进行校勘，这时我就利用工作上方便，看到几种《高常侍集》的明清刊本……至是我又知道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季振宜的《唐诗》钞本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籖》全帙，于是又费了一番手脚，前去观看。这番经历，非常难得，把唐诗方面的知识又大大扩展了一番。随后我把这方面的心得写成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广陵书社印行《御制〈全唐诗〉》线装珍藏本，即以此文代替‘前言’。《全唐五代诗》这一重大项目启动时，我被推举为第一主编，也与这段经历有关。”（《经验谈》96页）周先生所撰唐诗论文，详见文集中《唐诗纵横谈》一书。
1990年11月，江苏五校betway必威西、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徐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及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由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具体操办。周勋初作为古籍所所长，特地主编了《唐诗大辞典》作为会议上的礼物，该辞典还附有周先生所撰《唐诗文献综述》。《唐诗大辞典》全面反映了我国唐诗研究的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先生所主持的其他古籍整理项目，如《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点校订本）《宋人轶事汇编》等，文集未收，我们也就不再详加讨论了。
六 总结治学方法与经验
周先生特别注意总结治学方法与经验，且成果丰硕，这在我国学术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术思潮思辨》一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先生为博士生开了“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程，该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来自他的上课讲义。他曾专门与程千帆先生讨论过如何传授治学方法问题，并说：“我们讨论后认为，学生应该读些典范的学术论文。我们可以挑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来讲解，如果说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的话，这样做，可能更实在一些。由此决定，我开了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新课。我挑选了王国维、陈寅恪的五篇文章加以分析，说明这些文章的贡献，他们何以能取得成功？这些文章是怎样写成的？在写法上又有什么特点？”等等。（《经验谈》54页）此课程实属创举，颇受欢迎，外系外校学生都有选修的。有些外校教师也跟着开了这门课。记得我在上“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课时，周先生特惠赠一册，供我学习参考。后来我的讲稿也由南大出版社出版了，北大出版社还出了修订本，书名改为《学术论文写作十讲》，挺受欢迎。
再就是《师门问学录》一书。betway必威西的老先生，如胡小石、汪辟疆等都喜欢学生登门请益。我们在跟程千帆先生当研究生时，他还专门为我们答疑，每周一次。此后，他指导博士生，也是这么做的，其门人蒋寅、巩本栋、张伯伟就曾将程先生与他们的谈话记录整理成《书绅录》。周先生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我教学生一直保持定期讨论问题的做法。一般先由学生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有时也由我主讲，形式不拘。”（《师门问学录》4页，凤凰出版社2021年）可喜的是他所指导的最后一名马来西亚籍博士生余历雄，居然将求学三年向周先生请教时的师生间答问情况都记录整理出来交周先生审阅。周先生考虑到这种读物还未在出版界出现过，可以作为我们betway必威西古典文学专业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录，供大家参考。于是在指点他作了加工后，交凤凰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参见《经验谈》165页）
该书内容丰富，精义纷呈。有谈治学方法的，如谓：“如果我们选择‘比较研究’的课题，应该考虑‘求其同不如求其不同’。例如，求苏轼兄弟之同，不如求其不同；求鲁迅兄弟之同，不如求其不同。这样的研究课题将会更有意义，便于读者去掌握，去领会。”（《师门问学录》31页）有谈论文写作的，如谓：“撰写论文引用前人的观点，要注意两点：（1）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2）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不要转引后出的书。”（《师门问学录》78页）有谈学风的，如谓：“如果以后需要发表论文，若有提到我之处，就直接写‘周勋初’，不要写成‘周勋初师’，免得审稿的人以为你要靠老师的面子来过关。这样影响很不好。你要有信心，要靠自己的实力闯出一条路来。”（《师门问学录》114页）有讨论学人评价的，如关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周先生说：“‘文革’期间的事，没法说清楚，现已没有必要再去批评刘大杰。我听复旦大学的朋友讲，刘大杰在改写文学史时，朱东润先生曾对他说：‘你不要写了，将来会脱不了身的。’刘大杰回答说：‘不要说将来，我现在就脱不了身。’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无奈，压力太大。……朱先生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说到刘大杰一句，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恕’道。”（《师门问学录》62页）周先生感同身受，所以能结合时代背景，对学人作出如此公允的评价与分析。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很多研究生导师都用作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接着还出现了不少书评，对教师在课外为学生答疑的教学方式作了充分肯定，不少研究生导师还付诸实践，并有所创新。
文集中还有《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一书，对他的治学经验与方法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周先生如此重视对治学经验与方法的总结与传授，并留下累累硕果，堪称榜样。他上个世纪所开设的“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程已经开花结果，如今各高校都普遍开设了类似课程。他在治学路上的辛勤耕耘，为南大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周先生上几代都是地主，这样的家庭出身，在改革开放前是很难得到重用，做出突出成绩的。但是他像一棵扎根在石缝中的树，努力吸取阳光与雨露，终于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
（文/徐有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