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刘”并非是博士，而是当年每日在金陵大学宿舍楼挎篮卖早点的师傅。金大的学生那时是两人合住一间寝室，房间不大，每人仅有一床一桌一凳而已。早晨总有爱睡懒觉且不睡到上课便不起床的人，于是“博士刘”的早点无疑便成了最受欢迎的上门服务。记得那时楼道里只要一声喊“博士刘到！”顿时宿舍里的气氛便“活”了起来，被叫的“博士刘”显得很开心，未起床者也终于睡不下去了。两块烧饼夹一根油条算来只要3分钱，还不用先付后吃，而是按月结算，一个月下来，才不过值洋9角，如此经济、实惠、便当，金大学生焉得不日日享用？多少年过去以后，只要一忆起金大生活，便会想起挎篮的“博士刘”——现在想来，此号或许是为着他略显伛背、甚至带点近视的神态，又或许是从宋代的茶博士、饭博士一称演化叫来，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对他买卖方式颇为文乎的一种昵称，总之，“博士刘”的徽号是堂而皇之地叫开了。
不变的是早餐，变化是中餐和晚餐。当年围绕着金大曾开有八、九个小饭铺子，做的基本上都是学生的生意。饭铺实行包饭制，一块大洋可买8个筹子，一个筹子可管一饭一菜一汤，饭尽吃，菜是小炒，汤是大锅舀。出于比较，起先我们往往一个月便换一家，从校门口换到鼓楼街，吃来吃去感到也没什么大差别，竞争使得各个饭铺的水平都搞得差不多，后来我便在黄泥岗的一家小饭铺里长久地包了下去。这家小饭铺好象现在还在老地方，只是店名和装潢都变了。如今靠着闹市区鼓楼，想必生意一定很红火吧？然六十年前的鼓楼却是相当冷清孤寂，即使是饭时，这条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除了几个穿长袍的金大学生来来去去，便很难再遇到其它行人。
而1929年前后的金陵大学却是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光是在中文系任教的名流便有曲学大师吴瞿安先生，著名学者胡小石、汪辟疆、胡翔冬等先生，此外还有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黄（侃）季刚先生。
季刚先生当年可谓极负盛名，他早岁从事革命，为清廷所缉捕，屡濒于危。民国以后，又执教于南北各大学，一心研核学问，于小学、经学、文学无不淹贯精通。先生在金大开课计有十几门之多，有《音韵学》、《训诂学》、《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选》、《楚辞》、《诗经》等，选课的学生十分之多。记得先生在讲堂上风采独具，气度卓然。彼时金大的教授多是挟着皮包来上课，唯有先生挟的是一块包袱布裹着的教材，且上课时往往并不打开，而是随意发挥，尽兴捭阖。先生乃性情中人，行止不甚就绳墨。他常好臧否古今人物，讥弹现实世事，谈锋所及，无不入木三分，给学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然先生对于为学之道极为谨严，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我；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因此他最反对刚看了一点材料就忙于作结论、写文章的作风，也最忌“煞书头”（即点书不能终卷）的读书法。先生自己一向慎于著书，但为著书所做的准备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多年下来，先生已养成夜读一习，几乎每晚都是一灯彻晓，读至鸡鸣，甚至到他去世前一天，吐血已经盈盂，还在点阅《唐文粹》的最后两卷。先生说：“生平笑人‘煞书头’，毋令人笑我也。”最后他终于力疾毕功而逝。
先生常在课上强调，搞小学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献语言作基础。而他自己就正是这样的，先生熟悉浩瀚的古文献材料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他能随意举其篇、页、行，而十九无差误。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我问先生一个典故，他立刻告诉我，这个典故出于《汉书》，说罢即背诵了一段。有学生问：“先生能背得《汉书》吗？”他用浓重的湖北蕲春口音答道：“《汉书》不能背还教什么书！”
先生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一住便是八年，南京是先生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他未答应。一则因为路途遥远，身边书籍甚多，行动不便；一则因为舍不得离开南京，因为南京的花生米好吃。说完大家便笑了起来，谁都知道，先生平日嗜好喝酒，故而花生米成了不可或缺的佐食。此外先生还有一个爱好便是山水之乐。南京乃六朝古都，名胜很多，先生素有山水胜情，每逢春秋佳日，便和汪辟疆、胡小石、汪旭初、王晓湘、吴瞿安等几位学术、词章兼擅的东南旧人一同漫游郭外名山。游必集、集必诗，诸同人一路谈艺说文，玄武、钟山、栖霞、清凉、牛首诸地，无不留下他们的屐痕。先生曾说：“平生友朋游宴之乐，金陵为最。”从当年汪辟疆先生的一则日记中也可看出他们的文人雅兴：
“早，旭初邀，同季刚、晓湘，饭中华酒楼。旋季刚约同人雇车至石头山古林寺，地既幽僻，景物澄妍，门外疏林石径，令人神往，真城市山林也（寺门有米元章‘城市山林’额）。……在方丈室小憩，季刚向寺僧索劣纸为书。……出寺循清凉古道，经古平岗、华严岗诸岭，陂陀高下，深曲有致，疏林大竹，弥望清幽，……数转至归云草堂为明黄山孙鼎幽栖之所，木樨甚多，回山环绕，几疑世外，即所谓小盘谷是也——归后，共有联句小诗，诗成，共得16，诗录存于下，以纪一日之胜。”
其中第5首今录于此：“频年梵宇几蒿莱（侃），古寺偏能避劫灰（辟）；留得城西荒凉景，尽教词客一徘徊（侃）。
季刚先生有时也和学生同游。1931年春，我们几个受业弟子邀先生同往燕子矶去踏青，先生欣然应允。记得那天我们是坐了一辆马车去的，郊外的田野一片油菜花黄，看了极为赏心悦目。尽管路颇不平，一路上马车叮叮当当、摇摇晃晃，然先生兴致颇高。到得燕子矶，我们一齐站在矶头，纵目四顾，天风袭来，“惟见长江天际流。”此时想到先生平日持论有“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便愈加感到先生的气魄之大。当日我们又从燕子矶乘小舟返回下关，先生随我们旱路、水路游玩一日，归来颇感尽兴。
1935年，金陵大学开设国学研究班，先生列了八门课程准备讲授，我于是再度考入母校，以聆听先生教诲。开学前，我曾专程到兰家庄九华村谒见先生，于量守庐新居。先生晚年号量守居士，取陶渊明《咏贫土》中“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诗义也。先生见我辞去中学教职，一志向学，便笑日：“何辞尊而就卑也！”而意实欢然。是年正是先生五十寿辰，先生一向述而不作，自谓：修轨不暇，如欲成书，当俟五十以后。为此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于是，值季刚先生五十之年，太炎先生特地寄来贺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见者无不叹其工丽，然季刚先生却从中看出了“命绝”二字（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颇有不详之感。岂料竟一语成谶。
九月重阳那天，先生偕子妇甥婿，步至鸡鸣寺豁蒙楼，忽感腹不适，先生以为是登临过劳之故，晚饭时仍持螫饮酒，并做了《乙亥九日》七言律诗一首。不想当天夜里，他就病情大作，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两天之后，竟遽然逝世。先生盛年早逝，实为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太炎先生曾沉痛地说：此乃天不欲存其材耶！从游者亦无不痛悼，山颓木坏，士失仪型，伤哉！
两年以后，先生的量守庐即毁予轰炸之中，先生曾赠我一幅楹联，上书朱熹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后来也因战乱而丧失。五十年代初，我曾在瞻园路一家古董店“今古经舍”（匾额为清道人所书）见到章太炎先生撰文、汪旭初先生书写刻石的季刚先生墓碑一方，其张姓店主欲出售给我，要价50元，我终因体积过大、过重，无法存置而没有买下。现在想起，甚为懊伤，不知此碑后来流落于何处了。当年季刚先生的棺柩是用小火轮从长江运回湖北，后由湖北举行省葬，却不知墓碑为何没有随棺柩一同运走，殊不可解矣。
（本文原载百花文艺出版社《南京大观》，作者：徐复，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