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朱偰这个人，现在的青年大多不知道他了。他的才华不俗，也是我心仪的人物。朱偰的道德、文章都好，他是朱希祖之子，留学过德国。后成文物专家。……
朱偰是性情化的文人。我读过他和朱自清去欧洲的船上的和诗，才气不亚于朱夫子。此后有诸多专著行世，颇有成就。五十年代，因保护南京城得罪了官员，被打成右派，命运凄惨。他的留念旧物，是有大的情怀的。……但那文字一唱三叹之韵，我初读时就颇为感动，如锥刺骨，久久不忘的。那绝非遗老的吟哦，而是知识分子的慈悲与大爱。直到其离世，能解其语的人不多，真的是寂寞地来，又寂寞地去。生命的热弥散掉了。
（摘录自：孙郁著《走不出的门·风动紫禁城》P43—P44，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南京明城墙能有今天这般雄姿、这般荣耀，我认为，决不能忘却一位先贤：朱偰。……
朱偰的功绩在于：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块文化瑰宝。
作为一位政府官员，他具有勇于担当的操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在大跃进时代，能保持清醒头脑；在大潮流涌来时，能始终有自己的主见；在备受嘲讽的压力下，能独善其身，坚持真理；在可能“以言获罪”的情形下，能公开发表文章，直抒胸臆，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识；需要良知，更需要睿智。——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表彰朱偰的人生境界和学识品位。
（摘录自：沈栖《建议南京城墙前立朱偰雕像》《上海法治报》B07版2014年4月30日）
一 朱偰简介
朱偰先生（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长子。经济学家和文史学家。
朱偰在南京紫金山1950年12月26日
1907年4月15日，父亲朱偰出生于浙江海盐县城小虹桥南侧的当弄，外祖家张宅筠心堂。其时祖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家中只有祖母张维和大姑母朱倩，二姑母朱倓，生事艰难，维持不易。祖母于1908年开风气之先，在海盐县城创办了海盐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婴英女学，也即现在海盐县的向阳小学的前身。1913年父亲随祖父从浙江海盐移居北京。幼承庭训，精研文史。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1929年至1932年，父亲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抗战时随校迁至重庆。1939年10月入国民政府财政部，先后任专卖司司长，关务署副署长等职。其间曾于1945年9月—1946年4月，国民政府派遣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军入越接受日军投降；同时由国民政府六个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行政院越南顾问团，随军进驻河内，作为军事以外的最高行政机构。父亲是顾问团的财政部代表，负责处理受降期间有关金融及占领军军费等问题。1948年8月—10月出席日内瓦第三次国际关税贸易会议，任第二代表（第一代表为时任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金问泗）。1949年以后，历任betway必威西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等。1957年因批评拆毁南京城墙等事，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辞世。父亲一生著述丰赡，在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就斐然。
父亲少年时就以司马迁的“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来勉励学问德行。他晚年回忆道：“那时我佩服鲁仲连，功成不居；我爱好乐毅，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喜欢荆轲、聂政，支持正义，剪除强暴。那时我立志要做一个大丈夫，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进入青年时期，在干一番大事业的企望中，又多了一份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父亲说：“我们世间的人，总还不免有自己所认清的责任，自己所认定的使命……我们所不能忘情的，还是民族与社会，我们还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力量，造福于民族，造福于社会。”正是这种“造福于民族，造福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而置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
作为学生，父亲关心母校的命运。当自己的母校北大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改组后，他能不顾安危，与同学们一起奋而反抗强权。同学们成立了复校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之一，参与并领导了轰轰轰烈烈的北大复校运动。
学生时代，父亲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受到师长同学的爱戴和尊敬。他在北大《国学门周刊》《现代评论》和《新生周刊》发表论文。1926年，父亲写的《五言诗起源问题》和《再论五言诗的起源》分别发表在《东方杂志》23卷20号和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第52期，阐明五言诗之源远流长。这就是他最初发表的论文之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泡影》《怅望》，还翻译了德国史托姆的著作《漪溟湖》（茵梦湖）和《燕语》（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929年出版）。
父亲的留德同学好友徐梵澄在给父亲的书《行云流水》（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出版）的序中写道：“写东西最有成绩的，要算伯商兄。他的确努力！论文之外有诗歌，诗歌之外有小说，小说之外有散文和翻译……”
二 朱偰在中央大学
父亲是1932年9月—1939年10月在中央大学经济系任专任教授，共7年。其中，1933年8月—1936年7月任经济系主任。以后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仍经常在中央大学兼任教授。
1932年秋，父亲应罗家伦之聘，就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专任教授，并兼国立编译馆编审。初执教鞭，父亲在同辈中年事最少，才25周岁。所担任的课为“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而所授“世界经济”一课，本Sombart和Wagemann之说，详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罗列最新事实，分析世界经济恐慌之因果，大受学生欢迎。所授“财政学”于理论方面，介绍Wagner之租税理论与伦理思想，实际方面，则搜罗资料，注重我国财政之现实问题。故每一个问题发生，例如白银问题、法币问题、洋货倾销问题、关税问题，父亲皆有专题演讲，校内外人士，辙来旁听，以倾听他对财政金融的意见。担任系主任以后，他竭力整顿课程，聘请有名学者担任教授，当时如武育幹、厉德寅、余精一、雍家源、刘南溟，皆一时之选。还成立经济资料室，提倡自由深入调查研究风气。教学方面，不取灌注式之讲授，而采取引导式之研讨，循循善诱，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而引起其研究的精神。于是中央大学经济系，始能以联系实际著称，在国内各大学中，颇负时誉。父亲这位年轻的教授，也以学识渊博、口才绝佳而声名鹊起。父亲又发表论文，在各大杂志报刊发表。据统计：他在这期间出版的专业书籍有：《中国财政问题》（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年5月）、《中国租税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4月出版）、《中国货币问题》（重庆青年书店1940年出版）、《所得税发达史》（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1月出版）。后来又出版了《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重庆中华文化服务社1943年出版）、《中国战时税制》（重庆财政评论社1943年出版）。在父亲领导之下收集资料编辑了《田赋附加税调查》（农村复兴委员会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3月出版）。
父亲研究财政经济的立场，是以大众利益为根本，以民生福利为依归，而犹注意租税问题。盖“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固百世不磨之理也。他关心民生疾苦，著有《田赋附加税之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四川省田赋附加税及农民其他负担之真相》《农村经济没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济农民生计之对策》等大量的经济学论文。举一个例子，在文章中他通过调研，举出农村经济没落的原因中，政治的原因是横征暴敛，繁重的捐税都落在农民身上。例如江苏灌云县芦课小粮，附加税超过正常税的三十一倍；四川在1934年就预征税至民国八十三年（也即1994年）。
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之时，正值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首都之际，城市建设虽然日新月异，但大量的古迹也随之消亡。对南京历史古迹所遭到的野蛮毁坏，他心痛不已。为了督促政府，也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他开始系统地对南京的地面文物进行实地摄影、测量，他背着一架德国相机，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到胡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在此基础之上，他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又在2千余张照片中，精选317张，编成《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相辅而行。另以六朝陵墓摄影百张，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这3本书出版后，80多年来，好评如潮。“朱偰先生当年用现代照相技术记录南京的文物古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他所做的工作，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以个人的力量承载了一个政府部门所应当承载的工作，他留下的作品成为世人共同的精神财富。”（见《朱偰与南京》一书中朱明的文章《三部杰作与一座城市》）。1935年7月，父亲利用暑假，冒着酷暑，赴北京实地测量，在城内外摄影五百余幅，完成了《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和《北京宫阙图说》三本书。他在《北京宫阙图说》的序言中说：“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这几本书，融进了他对祖国深深的爱，充满了浓浓的家国之思。父亲的这六本书均得以再版。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决心尽其所能，“上则决策设计，以贡献于政府，下则宣传鼓动，以号召于民众”。他应财政当局之请，与胡善恒、陈长蘅等草拟战时财政计划，拟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避免通货膨胀过速，以致影响物价和财政基础。但此计划送上去以后，却被束之高阁，仅仅是供参考，没有发生作用。是年8月15日，敌机开始轰炸南京，19日中央大学被炸，此后连日轰炸，校工7人遇难，损失惨重。22日敌机72架，大肆轰炸，父亲住宅旁防空洞被炸，死伤累累。他白天一直坚持工作教学。不久中央大学决定西迁。父亲于9月23日，挥泪辞别南京。当时仓猝离京，大部分藏书及手稿皆不及运出，损失惨重。
到重庆以后，父亲除上课外，在多种报纸杂志上发表财政经济及国际政治方面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有些报纸上的文章还没有找到），他在1937年，发表6篇，1938年23篇，1939年18篇。这是他一生中发表财政经济方面论文最多的时代，同时还到处演讲，以实际行动唤起民群，奋起抗日。举几篇文章例子：《如何与敌人争取游击战区的经济资源》《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中日经济战争决胜之关键》。
三 朱偰在betway必威西
父亲1949年日记在“文革”中丢失。他在《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内部情形》一文中写到：“1949年4月21日日记：领到中央大学初发兼课薪金，照物价指数上涨八千一百倍计算，仅四十万元。购银元一块，价三十六万元。……听无线电，和谈已完全决裂，中共方面已下总攻击令，传闻江浦已陷，江上炮声愈密，战事已逼近南京”。父亲在《回忆录》（未刊）中写道：“我爱我的祖国，我愿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共产党领导的好，我愿意跟着他们走”。父亲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得人心，拒绝财政部长要他带人去广州办公，留在南京。
4月23日，南京解放。那时凡是订阅《中央日报》的用户，停了大约两天报纸，第三天按原订户送《新华日报》。中小学只停课一、两天，解放军进城以后立即复课。全市供水供电一切正常。一个政权的更迭，整个过程城里没听见枪声，秩序井然。
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betway必威西。8月底，“betway必威西经济系的两位学生代表来找我，他们表示全系同学的意思，要我回到南大担任教授。由于我解放前在这所大学里教过书，学生对我还有比较好的印象，所以他们想到了请我去讲学。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表示愿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9月初，“betway必威西的军事代表徐平羽，教务长潘菽，也来同我接洽，要我担任经济系教授。于是，我接受了南大的聘书，重新讲起财政学和赋税论。不久，我担任了经济系主任。”这时政务院任命父亲为南京市财经委员会委员，他高兴地去参加了会议。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我第一次与南大师生一道，参加游行，庆祝国庆。在热烈的气氛和兴奋的情绪中，我初次感到新中国的可爱。我觉得在这亲爱的祖国国土上，在新社会中，我应该尽我的力量，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以上三段引号内文字摘录自父亲“文革”期间写的手稿《回忆录的补充章节》未刊）
过了国庆以后，betway必威西领导宣布，所有文、法、师三院，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以及教员，都要参加土改工作三个月。父亲去了皖北的涡阳县。然后又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下半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betway必威西法学院取消，经济系归并到上海复旦大学。父亲表示愿意到上海继续教学，并代表南大经济系，到上海华东高教部开会，和复旦大学经济系接洽并系事宜。可是从上海回来，领导宣布，将朱偰等12位教授先留在南京，接着是半年多的不闻不问，除了按月领薪水之外，没人理会。直到1953年初，父亲忽然接到通知，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同时任命的还有高一涵（前南大法学院院长，后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孙煦存（前南大国际法教授，后任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史国纲（前南大政治系教国际关系史的教授）、朱约庵（前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当过费孝通的老师）。从此，他不得不离开了南大，也离开了他心爱的专业。
四 秉笔直书卫石城
1955至1957年间，父亲担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全省文物保护等工作。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为某单位基建用砖批准在太平门已拆200米缺口处，再拆100米，当时父亲就提出不同意见。南京市约集各界人士勘查拆太平门西一段城墙，他大声疾呼：为要城砖而拆城是“败家子思想”。六七月间，父亲接到中华门内瓮城（即俗称中华门城堡）即将被拆毁的紧急报告，立即赶到毁城现场一看，发现城墙已经拆到中华门内瓮城附近，中华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瓦砾废墟。另外草场门以南、芦柴厂以北的石头城遗址，也已拆得面目全非，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破坏。他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对此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鬼脸城和中华门总算保住了。但是到了8月下旬，南京市某副市长召开会议决定：“在市委城建部领导下成立拆城小组，要求有多少力量拆多少砖，由拆城小组统一领导，分工拆除。”为了筹集救灾赈济款，在“古为今用”的旗号下，他们把古城墙当成摇钱树，一块城砖卖一毛钱。父亲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以阻止这种无知的行为。1956年9月23日，父亲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对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严厉批评。该文先后被《光明日报》、《文化新闻》等报刊转载，省市电台广播。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南京的拆城风潮因此被暂时阻止，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得以保全。父亲还电告中央文化部，请求制止拆城。然而，父亲也在接下来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罪名之一便是“借保护城墙之名攻击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又惨遭迫害，1968年7月含冤辞世。1978年12月平反昭雪。父亲的恩师马寅初送来了花圈，祖父的老师，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发来了唁电，好友刘海粟在挽联中写道：“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先生在他的《帽子与城墙》一文中说：“只有朱偰直接拿‘帽子’换来的这座中华门城堡，到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巍巍耸立。覆舟山以北直到神策门，那条玄武湖水边的堞影美景，依旧令人心旷神怡。这座门、这道墙，竟没有被毁，也许是人们慑于朱偰的正气、傲骨和勇气，也许是出于对朱偰悲惨命运的怜悯或同情。若在古代，人们会把朱偰视为护城之神而去敬重他。”
是非论定，真理长存，千秋功罪，自由人民评说。父亲的历史功绩，得到弘扬并为人们传颂。“多情最是台城柳，犹自依依恋故人。”2007年江苏省文化界召开了朱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朱偰与南京》新书发布会和图片展览会。2009年建国60周年前夕，父亲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的30位人物”之一。2015年底，父亲的《金陵古迹图考》一书被评为24部南京传世名著之一。
（朱元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