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在充满民国风格的南京市颐和路公馆区十二片区，6个关于民国的展览悄然开放，其中之一为“民国教育书籍展”。在造型端庄、红墙青瓦的德风堂，数张书橱内整齐地陈列着100多本民国时期的教育类书籍，均为betway必威西教授张礼训的遗物。看着这些因年代久远而微微发黄的书籍，看着封面上工整而熟悉的签名，我们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仿佛又看到了恩师的慈祥面容，仿佛又听到了恩师轻轻的话语，许多往事油然涌上心头。
一
我们三人是1982年秋季来到betway必威西中文系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的，我们的导师便是张礼训先生。此前我们与先生从未谋面，只是在报考时慕名而选。原以为betway必威西的教授必定是风度翩翩、气度潇洒的样子，见了面才知道，先生是一位举止儒雅、轻声慢语的老人。这一年先生已经62岁，刚刚送走了上一届4名研究生，这次又招了我们3人。
刚入学的紧张和新奇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很快进入了新的学习状态。除了要参加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的学习，参加系里专门为语言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如鲍明炜先生、冯雪珍先生的音韵学，许惟贤先生的训诂学，周钟灵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等，先生还指定我们去听一些老师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如卞觉非先生、王希杰先生主讲的现代汉语等。当然，最主要的课程还是先生给我们开设的系列课程。
那时学校教室紧张，我们3人上课使用一间教室太大了，先生便让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先生住在大钟亭附近的公寓，我们3人便从学校走到他家，一次课上半天。先生给我们开了一堆书目，让我们自己阅读，上课时讲一些重点内容，有时让我们讲读书的思考和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先生强调，读研究生一定要视野开阔，古今中外都要学习，不必拘泥于哪个学派，而是要博采众长，打好基础。他特别指导我们认真研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朱德熙先生的《说“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等著作，并结合国内各种主要流派的观点讲了他的认识和体会。先生还认为，学语言学必须学好外语。鉴于我们3人英语基础都不大好（这是当时研究生中的普遍现象），先生专门对我们进行了训练，上课时让我们轮流读英文语言学原著，发音或重音不准确时及时给予纠正。这是我们上得最紧张的课程，也是收效最明显的课程，我们逐步改变了只会认不会讲英语的状况。先生还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作为作业。他对我们的作业进行了认真的批改，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用红笔进行修正。想到先生辛苦地为我们改作业，我们自然收起了顽浮之心，养成了认真细致的学习习惯。
进入论文阶段，课程少了，但先生操的心更多了。先是选题。先生先明确总体要求，让我们自己选，然后与我们讨论，反复多次后确定选题。再是大纲。我们起草写作大纲后，先生指导我们认真进行修改。之后才进入写作。初稿写成后，先生又仔细地进行了批阅，提出修改意见，直至定稿。论文答辩时，先生似乎比我们还要紧张，反复叮嘱我们不要紧张，答辩顺利通过后，先生才真正轻松下来。
先生不仅要求我们抓紧在校的学习时间，还积极鼓励我们走出去学习。在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参加了在浙江舟山召开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参加了在延边大学举办的全国现代汉语学习班。这类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了陆俭明、邢福义等著名教授，结识了李宇明、陆丙甫等一批同专业的朋友。先生还介绍我们先后拜见了胡裕树、张拱贵、廖序东、刘叔新、赵世开、于根元等多位国内著名的语言学家。这些拜访不但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也为我们之后的学习和工作建立了学术联系。
二
先生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给我们授课时，他常常就某一个问题旁征博引，列举学术界各种观点，许多材料信手拈来，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对语言学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先生将来龙去脉细细道来，并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思考。当然先生也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比如，1964年围绕《说“的”》展开的讨论，以朱德熙先生为首的北京大学和以方光焘先生为首的betway必威西是如何展开论战的，对中国语言学发展有何意义，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生动的画卷。这种授课方式真的使我们终身受益。先生还给我们讲了许多语言学界的轶闻趣事，讲了betway必威西中文系的传统和传说，使我们加深了对语言学界的了解，增进了对betway必威西的感情。
先生是个有自己见解的学者。他指导我们读书，再三要求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书本，对重点研读的著作，他也尖锐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甚合理之处，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时，转换生成语法传入我国不久，研究者很多，先生在肯定转换生成语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许多不够合理的地方，要求我们结合中国语言的实际进行研究和吸收。这种思想方法对我们此后的学习和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他有丰富的知识，有独立的见解，但一直不肯著书立说。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我们只看到了两篇，一篇是上个世纪60年代语言言语问题大讨论中发表的《修辞学是“言语语言学”吗？》（《betway必威西学报》（人文科学版），第8卷第1期，1964年3月），另一篇是《从层次分析作业方法的要求看兼语结构分析上的矛盾》（《betway必威西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他与卞觉非先生合编的教材《现代汉语》在betway必威西中文系使用多年，始终不肯提交出版。“述而不作”是不是孔老夫子的传统无从考证，但在betway必威西中文系确曾有这个传统，有好几位先生都是如此。比如方光焘先生，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人物，20世纪30年代就曾与陈望道先生等发起“文法革新”讨论，先后任多所知名大学教授，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到他去世竟没有一部著作。1984年纪念方先生逝世20周年时，他的学生们专门整理笔记编了一本《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1990年又出版了由陆学海、方华据课堂记录整理，胡裕树、鲍明炜审订的《语法论稿》（此书获1992年吴玉章奖一等奖）。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先生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算是把他的学术思想传了下来。再如洪诚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二级教授，对古文、历史无不精通，据说当年吴晗先生都很佩服他，也是没有著作传世。给我们授课的周钟灵先生、鲍明炜先生都是满腹诗书，桃李满天下，生前也都没有多少著作。曾任betway必威西中文系主任的叶子铭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著作也不多。再往上溯，黄侃老先生、吴梅老先生、胡小石老先生等也都不见多少著作传世。我们的先生大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当然，随着后来的形势发展，高校老师们都纷纷著书立说，betway必威西中文系的这一传统似乎已不复存在。
三
先生是一位谨言慎行的人。也许是经历了社会的巨变和多次政治运动，他对敏感的政治类问题从来不谈。他可以跟我们讲语言学界的沧桑往事，但涉及政治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则闭口不谈。同样，他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评论时事和热点问题，不谈别人的是非。在旁人眼里也许是他胆小，但我们更相信他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操守和道德。
先生是一位简朴整洁的人。他的住房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客厅兼书房约有20多个平方，没有任何显示气派的装饰，几个书橱、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两张沙发而已，始终收拾得干净整齐，特别是书籍摆放得十分整齐，显然是主人精心整理的。先生常年穿着中式棉布服装，整洁自然，正与他的儒雅气质相得益彰。先生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参加应酬，一直保持着平实朴素的生活习惯。
图为恩师所拟并亲笔誊写给我们的部分课程书目选照
先生是一位仁慈宽厚的人。他待人和善，从不批评人，有时我们的作业或是意见有些错误，他总是以讨论的口吻指出问题并予以纠正。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业，还关心我们的生活，经常询问我们生活上是否有困难，家庭中是否有难处。他坦言自己帮不了大忙，但这种关心已足以令我们感动。毕业前夕，他十分关注我们的工作分配情况，听说我们中有一人因家庭安置问题要放弃留校的机会，到市里去工作，他虽然很觉遗憾，但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叮嘱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人。
先生是因中风于1987年10月去世的，时年67岁，走得又急又早，令人扼腕。年华如水，转眼就是30年了，如今我们也都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回忆起30多年前跟着恩师学习的情景，感恩之情萦绕于心，难以平息。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敬仰、怀念之情。
（张晓铃、郭熙、孙德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