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敢为天下先”
近得钱致榕先生的新书《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读来心潮澎湃，非常感动。
本书讲述的是在三年时间内建立一个一流大学的故事，那是由一群兼具世界理想和家国情怀的优秀科学家，教育家们，积平生之所学，动用其广博的人脉社会资源，日夜奋战创造出的奇迹，值得各界有志之士参考借鉴；这更是一位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的智者，将其一生的经验和成功心得，向年轻一代倾囊相授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学术界前辈许倬云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称钱先生“是一位能力卓越，目光如炬的领导者”。建立一流大学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但“成败都在细节”，从院系的规划，教授的延聘，校舍的设计，经费的募集，到大政方针、规章制度的制定，具体问题无数。面对每一次决定，钱先生总是“多看、多问、多思考”，调查研究，审慎权衡，取前车之鉴，采中外之长。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案例。这是一篇从宏大处着眼，在微观细节上着手的成功故事，有心的读者定能受益匪浅。
钱先生在书中说，要使人成功，“诀窍就是鼓励”，帮他们“把能力发挥出来，自信心激发出来”。钱先生的三位天才级的孩子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1980年南大进口了一套先进的核物理探测及数据处理设备，面对完全不同的系统，核物理实验室一时有些辣手，钱先生就让随行的大公子装配、调试起来。刚刚结束大三课程，才14岁的他惊呆了所有的人！这就是在富于鼓励的环境下，逐步积累起来的自信心和能力。钱先生说在办校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阻力，就是有人“经常认为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而他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原动力激发出来”，结果就把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想来这也是钱先生办事成功的“诀窍”。
钱先生认为做物理是“格物”、“致知”，但做任何事都要“诚意”、“正心”，“绝对诚朴，才能博得对方信任”，才有望事业的成功。对此，书中有大量的精彩事例。在香港经历信任危机、人才大量外流之际，要逆流而动，引入世界一流的人才，谈何容易！一个在香港本无渊源的外来学者，要赢得由香港商界领袖组成的校董会的充分支持，绝非易事！三年过去，种种困难终被克服，港科大如期开学了。真是非诚意不能感人，能正心方成大事。
在香港的三年里，钱先生远离家庭，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大功告成之日，却留下了一首诗，飘然离去。其诗曰：“我来为种树，我去花未开；谁曰无佳卉，留待后来人“，读来令人有所感悟。或问这一切的动力是什么，用先生自己的话，那就是“责任感”，他说“应该鼓励中国读书人‘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也就是说，‘天下兴亡，责任在我’”。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本人身受钱先生教诲之恩。1979年秋，从文革中过来，我重回betway必威西成为一个理论物理研究生，而钱先生正在为物理学界寄于厚望的斯坦福加速器中心（SLAC）TPC实验在国内挑选两名研究生，我侥幸得选。刚到这个庞大复杂的实验室时，准备不足，英语欠佳，面对各大名校雄心勃勃的年轻同学，自愧不如，所幸在钱先生的鼓励下，奋发起了精神。到1986年毕业时，TPC实验取得了重要的物理结果，但限于加速器能量，寻找最后一个夸克（顶夸克，Top）这个主要的目标未能实现。预见到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实验将遇到瓶颈，而中微子实验会成为未来物理学突破的重要窗口，钱先生把我推荐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那里有在中微子研究领域居领导地位的Hebert Chen（陈华生）和Frederick Reines。陈先生当时主持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E225实验，以及在加拿大深矿中的SNO实验。前者是检验标准模型理论的关键实验之一，后者旨在解决（而且最终解决了）因“太阳中微子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困境，两者都意义重大。陈华生先生是一位少有的理论、实验兼精的天才物理学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非常幸运。奈何天妒英才，陈先生竟因急性白血病英年早逝，也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SNO实验的领导权则旁落加拿大。我继续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三年多后，E225实验成功完成了对W和Z玻色子相干干涉的首次测量，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在结束E225和其它工作后，我离开粒子物理，转向了应用。但这些年来无论到哪里，从钱致榕先生那里学来的精神、理念，使我受益终生。这些精神、理念也是读者能够从这本书里学到的，对于有志的年轻朋友，相信这本书能帮助照亮你人生的道路！
二 “为将来可能的危机未雨绸缪”
提起钱致榕先生对香港科技大学的贡献，不能不想起钱先生做的另外一件在中国教育界首创，在中美关系上唯一、且有长远意义的大事，这就是创建“betway必威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中外学生共同学习、生活，中外教授联合执教的中心，有着全国独一无二的运行模式。中心创建的目的是“为中美双方培养涉及中西方关系的各种层次的领导人才，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早期的规划中，其长远愿景则是：“终有一天中国的外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均毕业于此中心！”。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许正是为了促进其成为现实，中国外交部前部长钱其琛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2007年联袂参加了中心20周年成立庆典。近年来，尽管有疫情等各种干扰，今天的中心依然运行正常。至2023年，该中心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来自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毕业生，在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学术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中心于1986年6月正式建成，由betway必威西匡亚明校长和霍普金斯大学穆勒校长亲自主持，在会上钱致榕先生被冠以“中心之父”的殊荣。其原因是这样的：穆勒校长早有为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构想，但也深知其困难之大，因为两国建交伊始，几十年的分割造成的制度和心理上的鸿沟依在，所以当了解钱教授的能力和胆识、对中美两国文化历史的深厚知识与兴趣以及他的“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强烈责任感时，穆勒校长觉得这是“天赐的机缘（serendipity）”，乃委钱先生以重任，作为自己的特别代表进行这一工作。钱先生则提出了“中心”这样具体的构想，不辞辛劳，往返于两国之间。在考察了多所高校以后，他认识到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不合适；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有南大这样底蕴深厚的学校，恰是最理想的地方。而当时南大的匡亚明校长思想开放，办学有方，锐意建南大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正是旨趣相投，因缘际会。1980年5月，钱先生第一次来访问时，就被聘为betway必威西名誉教授，后来又成为南大校长特别助理。“中心”这个设想激动人心，但有违当时的许多规章制度，而且两边均有反对意见，有了这位深得两边校长信任的“高能”特使，这件难事才有了希望。从1981年签约，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才得成正果。
记得有一次钱先生回忆当时决心作这件事的动机。他说在中美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之间，今后难免会有各种问题的产生，万一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好是双方的外交官、领导人之间都有深切的了解，更好的情况则是他们曾经在一起读书、生活过，所以办这个中心是“为将来可能的危机未雨绸缪！”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何等深刻的远见！
作为betway必威西的名誉教授，钱先生除了创办中心，还对南大的多项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历任校长，特别是匡亚明和曲钦岳校长联系紧密，每年两次参加校务会议，为学校大政方针出谋划策。那时南大的经费是一个大问题，老师们生活拮据，往往基本的住房条件都不能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提高科研教育水平，实属不易，其中自有许多艰辛和教训。为了促使学校的科研迈向更高水平，当时钱先生建议向国际进军，论文拿到国际学报去发表，南大采纳了，三年后，按SCI（科学引文索引），南大居全国第一，且于1992-1999连续八年保持榜首。这种直接进入国际竞争的做法使老师们视野变得开阔，科研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全国。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后来各校一味追求发文数量，教师晋级唯此为据，弄虚作假亦层出不穷，造成了问题，为人所诟病。政策需要不断调整，但当时向国际刊文进军的建议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它帮助推动了这个国家的总体科研水平。今天，按照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客观反映当前科研产出的指数，全球高校前十名中，中国据其九。这在三十年前完全不可想像！而南大以相对小的学校规模居全球前六名之内，真不容易，值得骄傲！
除了与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接触互动以外，钱先生还给南大的学生们以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他本人最注意的一点。据1980年代在物理系学习，后任中科院高能所所长（2011-2024）的王贻芳校友回忆，钱先生每年都回南大给学生作报告，每次给学生们带来极大的启发和鼓励，成了“学生当中非常敬佩的一位老师”，四十年后回忆起来，他还觉得受益多多。
钱先生一边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同时从事高能物理研究（1980年代初在斯坦福加速器中心，后来转向欧州核子中心），一边又要协助南大的工作和中心的创建，后来又参加主持了港科大的创建，这无疑需要远超寻常的热忱和精力。事实上，作为实验物理学家的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书生。1960年代末他到霍普金斯大学，那时系里收了六个助理教授，竞争激烈（八年后只留下他一个），但当各地华人轰轰烈烈的保钓（保卫钓鱼島）运动开始时，他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大部分人只限于写文章，在自己人中开会，而钱先生却认为真正要发挥作用，就需要说服美国国务院、参议院、影响主流媒体，还要和日本、台湾的对外机构交涉，于是大家就让他带头，任命他为“保卫钓鱼岛运动大华府地区总发言人”。这真是一位志存高远，敢作善为，又是“没什么不能放下”，能够“功成身退”的人。有如此贤者谒诚相助，南大幸甚！
值得一提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在历史上与中国早有联系。该校的第三任校长，Frank Johnson Goodnow，曾在1913到1914年，作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帮助制定宪法。但当时的中国，一片混乱，Goodnow说“这里的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政治权力来自于炮管”，他帮忙写的宪法草案至今还保存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图书馆里。
另一位是Owen Lattimore，当时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主任，作为美国顶尖的东亚问题专家，他在1941年被指定为蒋介石的顾问，但是他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深感失望。他本人在1950年代受到麦克瑟主义的迫害，被指控为“毛的同情者”。
中美两国200多年的交往历史，既有蜜月期，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本质上，两国的人民都对另一方心怀善意。钱致榕先生当年帮助建立的“betway必威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两国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有这样一个培养下一代领导人、促进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在，我们更有理由对长远的发展抱有希望，正如前外长陈毅元帅的诗句那样：“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2024年12月于波士顿
（文/陆兴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