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章开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主要著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
章开沅1938年秋入读专门招收抗战时期安徽流亡学生的“国立九中”初中，1943年10月进入“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学习近1年。后曾短期做过长江船工，重庆朝天门仓库抄写员。1944年底应征入伍（青年远征军）至1946年初退伍，后回安徽芜湖与家人团聚。1946年9月入读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48年11月离开。
本文选自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79-101页“金陵求学”“校园民运”“投奔解放区”三章。题目系编者所加，内容略有修改。
一 报农经，学历史
团聚之后不久又离开家人，于1946年9月到南京的金陵大学求学。
之所以能上大学，乃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青年军在退伍之后，凡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可以自己选择。我之所选择金陵大学，一个原因是南京离家较近。更为重要的是，金陵大学有我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
我虽然有一个文学梦，却没有想过要去读文学院。因为我那时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业余写作就行了。鲁迅告诫他的儿子：“不做空头文学家。”这句话对我也有些影响。我当时想通过大学学习，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考虑到在计政班学过一段时间，在经济学、会计学方面还有点底子，因此想以经济学为专业，毕业之后，或到银行，或从事农业改良和农村改造。之所以会对金大农经系有点印象，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堂叔曾经就读过农学院的农艺系。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我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历史系。后来听说是历史系看中了我的语文程度，考试时我的语文成绩比较突出。虽未能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只要有地方读书，已经心满意足。
保送到金陵大学读书的青年军复员人员不少。曾经与我同一个连队的陈翘邦，就在园艺系学习，我们还住同一个宿舍。不过，进去容易，要毕业则很难。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毕业生一般两人一间宿舍，以方便撰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人手一台打字机，用英文撰写。打字机可以借，也可以租。
高淘汰率对青年军学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青年军出身的学生大部分被退学了。被退学的那些人，大都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反对进步学运，但退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学业方面达不到金大要求。听说离开金大之后，他们又被英士大学全数接收了。英士大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字英士）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49年被解散。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继续升学。陈翘邦也顺利过关。
由于是公费上学，学费、书费、伙食费都不用花。金大学生有一个伙食团，自费生要自己掏钱，公费生则都是公家出的钱。吃的不怎么好，但也不太坏。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因为金大的卜凯教授当时在救济总署，因此金大沾了光，我们吃的罐头，就来自救济总署的这批物资。都是部队的过期罐头，鱼肉制品。整天用罐头当菜，到后来都吃腻了，看到罐头就想吐。
我们睡的床铺也是来自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都是崭新的钢丝床。那时在南京能睡钢丝床是一种享受。夏天的时候，南京臭虫比较多，以至有外国人干脆把臭虫叫作“南京虫”。如果是木头床铺，臭虫就更多一些，有时蚊帐上臭虫可以排成一条线。睡上钢丝床，就可以免去臭虫困扰，太享受了。
二 课堂学习点滴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
第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作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第二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衷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衷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一门是经济学。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大学期间一点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的课程，还有一些是必须上的通选课，如大学语文和公民课。大学国文必须学一年。公民课的主讲多属党棍之类，因此给人印象不好，学生上课纯属应付。从公民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是在推行党化教育，但还比较隐晦。至少国民党的机构在高校里不能公开，更无从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
三 茶会与讲座
课堂听讲之外，课余的party和讲座也都是学习的重要场所。
我的授课老师中，举行家庭party的只有贝德士夫妇。那是真正的“茶会”，英文名字就叫作“tea party”。茶会都在周末举行。事先他会在课堂上宣布一下周末什么时间举行茶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每次参加的人也不是很多，多的时候十来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
茶会带有一点社交性质，老师会为大家准备一点花生米，一点饮料。茶会上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交谈内容则比较随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贝德士会与大家交流各自的家乡。他会向大家介绍美国、欧洲他生活过的地方的情况，同学们则介绍自己的老家。深入一点之后，才慢慢有些实质性内容。比如我曾经在茶会上提出来对印第安文学感兴趣，贝德士便想办法帮我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在交流中，贝德士也曾经展示过他的收藏。如有一次他拿出一些基督教的画卷，装裱得很仔细，打开给我们看。那些画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士采用“儒表耶里”策略传教的场景，有的人穿着明代汉人的衣冠，有的人穿着满人的衣冠。这只是一种专业教育，并非有什么特别用意。贝德士虽是传教士，但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不向学生传教。他的布道活动，都在教堂进行。
金大的讲座很多，有些与历史专业有关，有些则没有关系，我都尽量去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与历史专业有关的讲座中，我有点印象的是向达。向达是北大教授，利用学术休假的时间来金大兼课，都以讲座的方式进行。他的主要专攻在中西交通史，跟我们所讲也围绕这方面。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正好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南迁，搬到了南京。他利用自己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带我们去南京博物院参观了部分藏品，主要是历代帝王像，边参观边向我们讲解。
与专业无关的讲座也不少，罗隆基、马寅初、梁漱溟等人都讲过，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讲。记得有一位外国女学者讲计划生育，陈恭禄先生亲自去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还鼓励我们去听。但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计划生育这事，离我也太遥远了。
罗隆基很会讲，演讲的主题是宣扬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都讲。但他有自己的特色，结合现实更密切，并且风度翩翩，很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非常精彩，令人倾慕。
梁漱溟讲的是什么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好像也是有关政局评论，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倔头倔脑。抗战时期我曾认真读过他的《朝话》，很想追随他从事乡村教育。
马寅初不以风度见长，国语也不是很标准，浙江口音很重。但是他敢讲，比罗隆基都敢讲。在金大演讲时，大骂蒋介石。那时物价飞涨，金融面临崩溃。他说，蒋介石行伍出身，完全不懂经济。货币必须流通，不是你蒋介石能够控制的。货币流通，不是你在军队里面喊“立正”，他就立正，你喊“稍息”，他就稍息。通货就像人大小便一样，不能够叫你解你就解，叫你不解你就不解。该解的时候你不让他解，不就膨胀了吗？！他这么一讲，大家觉得痛快，哄堂大笑。后来，因为他骂蒋介石骂得太痛快，蒋介石受不了，一度将他软禁起来。
最高雅的艺术讲座是周小燕带来的。周小燕是一位音乐家，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她结合领唱《弥赛亚》，进行必要的讲解。因为规格高，入场的时候，一般都要穿正装。穿西服的，必须打领带。我们没有西服，也都穿得比较整齐。
四 课余游乐
我在金大求学时的课余生活，有游乐性的，有政治性的。课余交往的圈子，有章家亲人、九中同学、计政班同学、青年军战友，当然，大学同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个人到图书馆，看一看书，或练习写作。中午也常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金大图书馆的环境并非很好，因为它临街，对面是一个歌舞厅，经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时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经常会邀上几个同学，在北大楼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阳光。
大学时期，男女同学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课下也有接触，但互相串门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只能通过门房，在女生宿舍楼的会客处相见。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开放的时间，一般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进到女生宿舍里面去。男生很高兴，女生也很高兴，像招待客人一样接待我们。
我上大学时，我那位主张“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叔叔章学浦和两个婶婶，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个婶婶是章学浦的夫人，另一个是他哥哥学澄的太太，学澄时在香港交通部门工作。学浦在成贤街中央大学附近租了一栋两层小楼，开了一个诊所，挂着“章学浦大医师”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个助产士，因此在诊所的另一侧挂着另一个牌子：“陈某某助产士”。他们以中央大学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叔祖母疼我，总是邀请我星期天到家里去。去了之后，总要做些好吃的，让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当教导主任，我们经常聚一聚。相聚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年老重聚的时候，他和他爱人都说他们的结合得力于我的撮合，但我对此事已经毫无记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曾经聘请我到他们任职的私立中学兼历史课。我把在贝德士老师的世界通史课堂上听来的内容，在高中课堂上现学现卖了一个学期，居然得到该校领导的赞赏。
计政班时的同学闻刚，战后随他父亲回到了南京。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南京设了一个办事处，叫天山学会，闻刚的父亲就在这个单位给领导开车。闻刚也学会了开车，在天山学会谋了个差事，偶尔在周末开个吉普车，穿着少校军服，神气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东，在夫子庙喝茶，吃点心，听戏。那时在茶馆喝茶可以听戏，对爱听京剧的我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为他的车是单位的，按纪律无法送我回去。于是，我就雇一辆马车，从夫子庙出发，朝着玄武湖方向，回到位于鼓楼的金大。晚上没有什么车，人也少，非常安静，只听得马铃和马蹄的“嘚嘚”声。这种时候，脑中没有激昂的政治，没有紧张的学习，只有对清茶与戏曲的回味。
计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学秦邦文，战后在上海一个海军仓库当会计。周末偶尔也会来南京，到了之后，就找我和闻刚，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听戏，我们三人亲如兄弟。
青年军时期一起学习的吴天牧，战后进人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他偶尔也会来南京找我。我们相见，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学生活，还会花比较多时间讨论托尔斯泰，以及其他文学作品。
我在青年军中被关重禁闭的时候，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两位好友，战后复员，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小倪继续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王正炳回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能够如此，得益于《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的有关规定。他们有时也会来看望我，我闲暇的时候也邀他们出去玩。当然，和他们的交游与和其他人的交游一样，多半都在大一期间。后来我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政治性活动多了，和老友们交游的时间就很少了。
五 金“男”大，金“女”大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在南京，同为教会大学，加上金陵大学男生比较多，女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金女大则全是女生，因此，好事者常开玩笑：“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局外人眼里，这两所学校似乎很容易通婚。实则大谬不然，金大虽然也有很多高官与富家弟子，但金女大的贵族气更重一些，金大男生一般不敢“高攀”。即使想攀，也很难有机会。因为金女大管理特别严格，女生都被教会出身的辅导老师看得严严的，男生难得有机会接近她们。
但是，1948年秋天，金大历史系的男生获得了一次与金女大学生交往的好机会：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主动邀请金大历史系男生一起去栖霞山看红叶！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路上，男生女生就愉快地交流上了。但是，我却没有机会。我那时是历史系自治会的总务，对外联络是我的职责。金女大的女生们虽然出来秋游，但有好几个外国老太太跟着。在车上，老太太们大概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老是拉着我讲话。结果，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女生接触。不过我也很高兴，至少为同学们提供了和金女大学生结识的机会。
一接触，金大男生大开眼界。原来，金女大的学生如此娴雅！秋游时的点心，都是她们亲手做的。有牛肉，有馒头，还有品种繁多的其他小吃。她们还带了毯子，铺在枫林的草地上，摆好点心，邀请大家就座，交谈，文娱，进食，一切有条不紊，彬彬有礼。
后来才知道，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组织的这种活动，其实是她们的实践课。在课堂上学来的东西，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一举手，一投足，待人接物的细节都有讲究。原来，邀请男生远足，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友，而是为了家政课训练。难怪当日有机会接触女生的历史系书呆子，最终没有一人由此收获爱情！
关于这次远足，有一个问题令我长期困惑。那就是，金女大的女孩子们，为何选择了历史系，而不是别的系的男生？金大最好的专业是农经，最有文采的专业是中文，哪个系都比历史系强，为何却偏偏选了我们作为“试验品”？多年之后，通过长期观察历史系的学生与老师，我终于有所感悟：历史系的男孩子最老实（当时称为“规矩”）！因此，以历史系男生作为“试验品”，不会因为一次秋游而给她们带来什么感情的牵扯。历史系的男生，穿西服的都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件长袍。我是部队下来的，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脚蹬一双美军军靴。我们这种大兵形象的男生，对金女大贤媛型学生根本没有吸引力。
我们做了一回金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试验品，却由此“得罪了”金大的女生。她们说：“好啊，你们跑去巴结人家!”
话虽是如此说，其实金大和金女大之间还是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由于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选课程，因此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还有一些。金女大虽然一般情况下不向外开放，但当我们选了它的课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之内流连。除了郊游，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政治性的活动，也经常是两边的同学一同参加，我所参加的读书会，就有好几位金女大同学，有一位还是来自国立九中的师妹。
六 爝火团契
上大学期间，我被吸收参加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我有青年军背景，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应该给人很正统的感觉，为什么会被吸收到进步学生团体中呢？
这恐怕与我中学的经历有关。邓季宣离开九中之后，去白沙女中当了校长。其后，朱金声老师也去了白沙女中。由于我在九中被开除后漂泊流浪，入伍当兵，耽搁了不少时间。因此，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和朱老师在白沙女中带过的学生同年入学。大概朱老师在课上或课下介绍过我的情况，她们在金大入学以后，主动来找我，一起谈论朱老师，一起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们逐步了解我，知道我有进步倾向。因此，她们加人爝火团契之后，就把我也介绍进去了。
爝火团契是金大、金女大众多团契中的一个。“团契”本是一个基督教术语，英文名叫fellowship，多指基督徒和慕道友所举办的聚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教会大学，很多学生团体都打“团契”名号，因此，团契不再限于宗教生活。大致而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团契，由纯正的基督徒组成，以增进宗教信仰为目的；第二种是有政治倾向的，但偏向保守，这种类型的团契不多；第三种是有进步政治倾向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组织打上“团契”的牌子，是一个不错的掩护。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也不太好干预。
在众多有进步倾向的团契中，“爝火”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爝”就是火把。爝火团契的成员，有金大的，也有金女大的，有历史系的，也有别的系的，总共只有十几个成员。爝火团契的活动方式，主要有办墙报和举行读书会，偶尔也有一点增进内部友谊的活动，如1948年秋曾经一起去过栖霞山一次。另外，为配合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我们在1948年春举办了一次“红五月学运历史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当然，当大型学生运动来临，我们团契必定积极参加。这种时候，会有地下党的人员通知团契的负责人，团契负责人再组织本团契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无法知道谁是地下党员。在运动中表面上最活跃的分子大多不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员藏得很深，从不暴露。活跃分子在运动中如果被捕，因确实査不出中共痕迹，也就相对安全。
中共地下组织如何联络团契，发动学生，不得而知。我想，肯定有一个指挥机关，有很多联络员，暗中操作。至于在一线的，则多是中共的同情分子，非常活跃，也很有才干。1947年“五·二〇”游行的时候，在第一线组织工作的是金大自治会的头，叫宁培涛。他是历史系大四的学生，颇有大将风范，组织游行队伍井井有条，精明干练，沉着稳重，我崇拜极了。和军警发生冲突之后，他还指挥队伍基本有序地撤退。撤退之后，马上组织反击，撰写文章，抗议军警特务的暴行。还在当晚举行各种文艺演出，用多种方式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士气很旺盛。
“五·二〇”游行中，除了军警以外，另一敌视进步运动的群体就是那些来自青年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多半出身西北农村贫苦农家，但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他们说：“你们这些公子哥儿，白天游行，晚上跳舞，你们反什么饥饿？要反饥饿，也应该是老子们反！”他们没法认识历史的潮流，也无法认识到民运学子们虽然多出生于富庶之家，但却代表了贫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和游行队伍也发生冲突。学年结束不久，这些人因成绩不过关被学校清退，我们感觉阻力小多了。
爝火团契的负责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宪洛。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玄孙，进入金陵大学比我晚，才华横溢。平常一副名士派头，有时穿着睡衣、拖鞋在校园漫步。在1948年5月22日举行的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晚会上，他表演朗诵艾青的《火把》，很有感染力，很好地掌控观众情绪，最后全体参加者都跟着朗诵，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点燃，大放光明，欢声沸腾。团契的那次栖霞山之行，也是他组织的。从栖霞山回来，他在他叔父曾昭抡家招待我们。曾昭抡是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名教授，在栖霞山附近租住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当时恰好去了外地，于是我们有机会见识名教授的优裕生活。在那里，我们品尝了阳澄湖的螃蟹，还第一次从家用冰箱里享用了冰淇淋。
七 墙报诗文
我们的墙报名为“天南星”，我是主要撰稿人。稿子写好之后，一般都是在夜半，与团契里的伙伴一道，抹上浆糊，悄悄贴上学校指定的宣传栏。曾宪洛头脑灵活，为我取了一个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我现在还能够记得的，是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两篇有点影响的作品。一篇是时评，叫《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叫《火车抛锚》。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其目的本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事与愿违，发行之后，商品流通瘫痪，社会陷人混乱之中。此事不但关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也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连我们在校学生也感到受了影响。因此，爝火团契的内部读书会就此做了一次专题讨论。由于我们团契中没有经济学系的同学，而我则在计政班多少学了一点，因此大家觉得我的发言比较好，提议由我撰写一篇时评。
接受任务之后，我运用货币学原理，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物价趋势等，分析金圆券应该有的储备，并推论说金圆券的实际储备不足。又结合金圆券发行之后以金圆券换取银圆，人民不信任纸币，开始囤积粮食等问题，暗示金圆券必然无法长久。通篇都是学理分析，并无一句“国民党腐败”“朝不保夕”“立即垮台”之类的话，这样就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没有想到，贴出去之后，第二天就有很多人去看，甚至还有一些经济系的老师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还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何许人，居然能够运用货币学原理分析金圆券，并且说理还比较中肯。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有模仿，有创造。我当时学马凡陀（袁水拍）的通俗风格，但又没有机械地模仿他。我在课余读了一些英文版的印第安文学作品，其中有一首古老的歌谣名字叫作《大白翅》，其格律被我借用了。火车没有锚，怎么会有抛锚之事？这也是模仿童谣里面的表达：“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板凳爬上了墙，稻草打破了锅。”板凳自己爬不上墙，稻草更加打不破锅，都是怪事。火车没有锚，却抛锚了，这也是怪事。这首诗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中间很多行都是“火车抛锚，我们前进”，全诗以“我们前进，我们前进”结尾。
这首诗歌贴出去之后也受到欢迎，甚至还被流传到校外，大概与它的旋律和文字都比较清新有关。据曾宪洛说，有音乐系的同学曾经准备为它谱曲，但后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似乎没有谱成。
八 —箱子书
爝火团契的读书会所读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为了安全起见，在一起讨论的次数并不多，而以自学为主。有一箱公用的书，还有一个公用的笔记本。书箱经常变换收藏地点，由团契的同学轮流保管。团契中人需要看什么书，在上课的时候打个招呼，下一次上课时由保管者带来。读完书有什么心得，就在公用的本子上写几笔，供他人分享。
书箱里的书有三种。第一种是莫斯科出的中文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等，印制精美。第二种是中共的文献，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第三种则是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类通俗性、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1948年，我住进了丙字楼。丙字楼是比较好的宿舍，木地板，有专职工人提供服务。衣服不用自己洗，早上还有人送上热腾腾的豆浆。更为重要的是，丙字楼一间房只住三个人。我的室友中，王元圣学长早已参加进步学运，虽然和我不是一个团契。另一个室友虽然说不上反动，但思想比较顽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政治上趋近国民党。他在我们卧室势单力孤，大概也意识到被我们怀疑，不久就搬到别处去住了。这样一来，我们宿舍就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所在。曾宪洛当时是一年级新生，住在旁边一栋宿舍的一楼。他看到我房间条件这么好，提出来此后把书箱交给我保管。我也没有多想，把书箱往床底下一搁，就算是保管了。
据我观察，书箱中的书，流通并不频繁。不过，由我保管之后，我自己读起来倒是很方便。晚上无事的时候，我就把书箱拉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读完了，还在公用笔记本上涂鸦几笔。记得有一回突发奇想，写了一段心得，阐释自己的“唯情论”。大意是说，人生的动力，其实来源于情感的羁绊。凡人都有感情的牵挂，对父母，对兄弟，对姊妹，对爱人，对朋友，为了彼此的感情而活着。这种“唯情论”，显然是违背唯物论的，甚至可以说是唯心论的。好在那个时候，在进入解放区之前，这样说说还无妨。更妙的是，爝火团契中有的同学读了，居然大表赞赏，以为是我学了什么新的马列原理。可见在那个时候，参加进步学运的青年知识分子，马列水平并非都有多高。
九 “中国往何处去”
1948年秋，国内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这时，“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越来越响亮，鼓吹既不走共产党的道路，也不走国民党的道路，而要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一种阻力。于是，爝火团契联合其他社团，在金大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往何处去”。当时，“第三条道路”的一员干将刘不同先生在南京担任大学教授，我们还特意邀请他来参加讨论。
这次活动组织上似乎有点问题。海报贴了，对立方的老师也请了，但自己这一方如何发言，则缺乏严密安排，而只是口头说一声：“讨论的时候，发个言吧。”至少我收到的，只是这么一个通知。因此，我一直以为另外安排有主讲人，没有认真准备。
讨论原定在北大楼的一个大教室，能坐百把人，因到会者越来越多，竟达到三四百人之多，只有临时改在楼前左边草坪上。大家围成一个大圈，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讨论开始，由刘不同先生先发言。刘先生有“刘大炮”之称，很能讲。他的发言，虽滔滔不绝，但语言简洁，洪亮而又雄辩。刘先生讲完之后，有点冷场。因为他侃侃而谈，我们又缺乏精心准备，难免有点紧张。
这个时候，有人用手戳了我一下，说：“章开沅，你先讲。”
这次活动是我们团契领衔组织的，我们有责任讲一讲。我看大家都有点紧张，只好故作镇静，开口讲了起来。“学生挑战教授”，好像很有英雄气概，其实不是这样。我本来站在别人后面，被怂恿出来讲的时候，也没好意思站出来，还是站在别人背后讲的。讲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创造，无非是将《新民主主义论》上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下罢了。
不过，因为我对《新民主主义论》非常熟悉，因此贩卖起来也可以滔滔不绝。在我长篇大论之后，气氛就缓和多了。别的同学看我如此勇敢，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从国际国内各个方面论证“第三条道路”何以走不通。由于我们人多，倒也显得有气场。
不过，辩难之中，刘不同先生始终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很有风度。并且，他也不是完全孤军作战。曾经与我同室的那个基督徒，就和刘先生同一战线，在我发言之后，瓮声瓮气地反复问我一个问题：“章开沅，你说第三条道路走不通，那你说，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看那架势，他就是想逼我明明白白说出“中国应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也不含糊，你逼我说，我就是不说。在那种场合，如果公开说出“新民主主义道路”，那就会给人留下把柄，遭到迫害。我这点警惕还是有的。因此，话只说到一定的程度，虽不明白说出，但听者脑中自然明白中国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总之，那次辩论，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这群民运学生，至少在客观上帮了共产党的忙，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与美好前景。也正因为这样，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虽然在辩论中有意保护自己，但还是被当局盯上了。于是，我们只好离开金大，逃离南京，投奔解放区。
十 离开金大
形势变化很快。与刘不同先生辩论之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国民党要实行大逮捕，必须疏散一部分人。我因为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所言又全脱胎于《新民主主义论》，因此目标很明显。一个晚上，曾宪洛来到我卧室，很严肃地和我讨论了一回，并说：“你必须走！和我一起走。”路线是从上海到四明山区。
听说他将和我一起走，我非常高兴。但是，在那之后，他好多天都没有露面。本来我们的宿舍楼连在一起，相见并不难。但恰好在那节骨眼上，就是见不到他。原来，形势紧急，他到上海做联络工作去了。平常我都只与他联络，现在找不到他，心里很紧张。
并且，那个时候，话传得很快，谣言满天飞。我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熟人过来问：“你还没有走啊？”这更增加了我的压力。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走了。这就意味着，暗中活动的敌人也可能知道我要走了。多危险！必须马上走，不能坐等曾宪洛了！
恰在这时，我的一个青年军出身的同学罗卓荦为我提供了一条可以投奔解放区的线索。他本来不属于进步团体的，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甚至还满怀敌意。但是，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由于大批忠于蒋氏父子的出身青年军的学生被开除出校，加上形势变化很快，他慢慢受了我的影响，开始同情进步运动了。有意思的是，他与汉口的两个小学教员有联系，这两个小学教员属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通过他们，可以联系到地下党，投奔解放区。他既已同情进步学运，自己也愿意和我一起投奔解放区，于是自告奋勇帮我联络。
很幸运，一下就成功了。于是，他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出身于青年军但已同情进步运动的同学严国超，加上王元圣和他的一个在政治大学读书的老乡黄贲，在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悄悄离开金陵大学，从下关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