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友通讯

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院长福开森二三事

发布者:吴迪发布时间:2024-09-03浏览次数:10

      以往,我对福开森(1866—1945)的了解,只停留在校史资料和报刊杂志上,都是条文式的,显得枯干。近年来,我阅读了《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一书,特别是见到了福开森小女儿福梅龄(Mary Esther Ferguson)1981年所写的南京岁月《小册子》等史料,一位鲜活的福开森就展现在眼前。由感而发,现依据史料,附上图片,叙述福开森在南京的二三事,从鲜人为知的细节中,见其因爱而行的执着精神。


一、来华服务的开端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文学院(学士),后入神学院做学士后研究。1887年3月,接受了美以美会海外传教理事会委派,开始作来华准备;8月4日,在纽约州马赛丹镇一所小教堂里,福开森和玛丽·威尔逊(Mary Elizabeth Wilson)举行了婚礼(往后的8月4日,也成了福家的特意安排和无意巧合的多个纪念日);14日,他与妻子自马赛丹镇启程,经芝加哥、旧金山、夏威夷、横滨,10月25日到达上海;25日半夜乘船,26日晚抵达镇江,在宝盖山后面的华中分会镇江传教站的平房里住下来。

      在镇江,他们的任务是:先学习中文、四书、口语等,并为传教站服务。

      1888年秋,受华中分会的派遣,福开森夫妇带着儿子卢瑟(Luther)来到南京,住在估衣廊由华中分会租下的大院里。11月17日,在侯家桥附近金陵医院的礼拜堂里,美以美会中国区驻区会督傅勒(Charles   Henry Fowler)主教宣布,南京汇文书院正式成立,任命福开森为院长,还任命了两位院系负责人,给出了书院的总体规划及师资安排计划。从此,福开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汇文书院全方位的建设。

      从选址购地、筹集捐款、校园规划,到校舍建设;从课程设置、建章建制、纳贤招生,到师资建设等等,福开森废寝忘食。由于人手紧,他事无巨细,什么都得管,什么都要做,甚至还兼任了多科的课堂教学(圣经、动物学、希腊罗马历史及新旧约注释、教会历史、布道和系统神学等课目)。到1892年,所设的“三院一校”已走上正轨,所设科目已达20多个,任职教习已有19名;文理学院约有25名学生,神学院有3名学生,医学院有8名学生,预科学校有60名学生;到1895年,购地已达10英亩,陆续建成了成美楼、小礼堂、钟楼、考呤寝室、西课堂等大校舍;到1897年1月,宣告首批大学生毕业。


二、轶事见爱心


      福开森夫妇,共生有五男四女。其中,前六个孩童在南京生活过,他们是:

      卢瑟Luther Mitchell(男,1888.7.2—1916);

      海伦Helen Matilda(女,1890.1.19—1976);

      爱丽丝Alice Mary(女,1891.5.15—1896.5.12);

      弗洛伦丝Florence Wilson(女,1892.10.3—1992);

      查尔斯Charles John(男,1894.7.17—1961,福嘉礼);

      玛丽Mary Esther(女,1897.3.1—1989,福梅龄)。

      仅从次女爱丽丝的出生与夭折两段轶事中,所体现出的福开森之父爱与师爱,则令人动容!其爱之深,情之切,见之于行。


1.爱丽丝出生前后


      “1891年5月15日,爱丽丝出生了。几天后,南京方面得到消息:5月12日,在芜湖发生了反洋暴动。……天主教会财产被洗劫和焚烧,牧师们勉强保住了性命。……斯图尔特博士带着妻儿去了上海,……在事先警示下,……要把妇女儿童送走。”

      很快,反洋暴动波及南京。汇文书院与估衣廊之间的沙小姐学堂(即汇文女中,与汇文书院只隔高家酒馆一条小路),被一批盲从者夜晚窜入,放火烧毁了食堂等校舍。

      5月25日,福开森不得不送妻儿到江边乘船去上海避难。尽管上面有警示,且福开森的妻子产后仅十天,身体虚弱,三个孩子那样小(年龄之和仅4岁3个月零9天),长子卢瑟患急性肺炎刚过危险期,自己完全可以请假陪护他们到上海朋友那里,然后再返回。但是,福开森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坚守着汇文书院。

      福开森热爱自己的小家,也热爱学校的大家。他让“尼科尔斯(Nichols)负责保卫他的房子和医院(侯家桥金陵医院暨汇文书院医学馆暂驻地)”,自己则“负责照看学校、住所、施工队和新的建筑”“这两个地方都有大批的反洋者,他们成功地抢劫,但没有成功地纵火。”“一批人闯入预科学校(成美馆),抢走了许多小物品。”“出了乱子之后,学校继续开了一个星期的课。后来由于接到住在远处学生家长焦急的来信,不得不停课,(提前)多放了一个月的假(共两个半月)。”但是,“新建筑没有停止施工”。1891年3月开工的小礼堂、1890年开工的钟楼,分别于1891年9月和10月落成。“这所学校引起了许多以前不知道它存在的人的注意。”

      事件平息后,福开森的妻子与孩儿返回了南京,她在信中说:“最近的麻烦为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赢得了官员的友谊。他们有义务保护我们,控制民众,在他们努力平息骚乱的过程中,他们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鉴于福开森才华出众,踏实谦和,“1891年秋,总督派出两名高级官员邀请他去为总督工作(当外交顾问,应该有丰厚报酬的)。”但福开森不为心动,婉言推辞了。作为汇文书院的院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好大学上。但能者多劳,他还得在华中分会内外兼很多职,这委员那编辑,这会长那秘书长。仅兼任华中分会财务主管(1889年3月起)、华中分会主管(1894年8月起)和中国教育会《教务杂志》教育专栏编辑(1893年),就够他忙的了,还要写论文发稿件,去外地出差,忙得不亦乐乎。“然而,这一邀请使他结识了城中的官员,其中有张骞、缪荃孙、柯逢时、蒯光典等著名学者。”后因盛情难却,1894年还是兼任了两江总督的顾问。

      福梅龄在回忆中写道:“多年后,听母亲说起他们是如何从大院的房子逃到5英里外江边的:母亲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的),抱着爱丽丝和卢瑟,父亲抱着海伦走在她身边,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走着,路两边都是脸色阴沉的旁观者,随时可能开始闹事。不知是因为看到孩子们而恻隐,还是因为父亲能用中文和他们谈吐而感动(没有遭到打劫和伤害)。”

      从估衣廊,经北门桥(鱼市街)、唱经楼(黄泥岗)、鼓楼亭(穿过门洞到鼓楼街)、无量庵(湖北路)、狮子桥、普利庵(马台街)、将军庙、德领事府、斜桥、三牌楼(楼子巷)、天市桥(大石桥,萨家湾),英领事府(双楼门)、水师学堂、马队营、仪凤门、静海寺、惠民桥,到江边码头。8公里的路程,徒步(或担架),十分不容易。

      由于这次长江沿岸民众反洋暴动,福开森的妻子一直担惊受怕,精神紧张,从而落下了经常头痛和神经衰弱的毛病。1892年4月,按照医生的要求,福开森请假送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国休养治病。校长的工作则由赖特牧师(Rcv.A.C.Wright)代理。用福开森的话说,这次事件,给妻子造成了“长期的精神伤害”。

福开森作为一校之长,最初的几名、十几名学生是在他家里(估衣廊)学习和生活的,他兼任着教习,还管理着学生的吃喝拉撒睡。1890年2月,汇文书院首座校舍成美馆建成。当月18日,学生和老师搬了进去,并新增了来自芜湖的8名学生。1891年,发生了反洋暴动,福开森决定留下来,为的是不让“学校发生恐慌”,不让“学生离开学校(即坚持上课)”,把蒸蒸日上的学校办好。其师爱之切,可见一斑!


2.爱丽丝夭折前后


      1896年春天(可能是5月5日),悲剧降临到福开森这个和睦的家庭。金发、棕眼、漂亮、可爱、乖巧的爱丽丝,突然得了一种叫“黑白喉”的病(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急,进展快,喉部布满白膜,进而成气管白喉,救治不及时,会窒息而亡),在没有抗菌素的年代,死亡率极高。经医治无效,在她五岁生日的前三天(5月12日),不幸夭折!

      福梅龄在回忆中写道:“爱丽丝的病和死,使父亲无法参加五月初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教育学会三年一度的会议。他作为秘书长的报告,以油印的书面形式被传阅。他的论文《中国变化的面貌》是开幕会议议程上两篇‘介绍性论文’之一,由学会主席代为宣读,主要论述了影响教育工作的条件变化。”

爱丽丝的夭折,使福开森一家悲痛不已,遂把她安葬在了南京。后来,福开森为爱丽丝立了一个较小,但较精致的墓碑,上面是树桩形的十字架。

      爱丽丝安葬的具体地点,没有记载。不过,六年前,笔者曾对南京外国人公墓进行过实地考察,拜访过附近老居民,得知了墓地的范围、布局和变迁等情况。此公墓,位于清凉门内向东100多米的地方,遗迹早已无存,原墓地已推平,占地的大部分,于1985年由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建起了两幢住宅楼(清凉新村43号)。


三、第一个目标的实现


     汇文书院之初,由于缺乏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源,福开森从实际出发,在书院设置了预科学校(成美馆即中学部),为的是从培养高素质的中学生开始,进而培养出高素质大学毕业生。

     1897年1月6日,汇文书院首届大学生终于毕业了!一共有7名毕业生,其中:文科3名,神学2名,医学2名。

     当时,南京有正式报道:“(汇文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生典礼,……引起了全城全体官员的注意。在一个特别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上,文职和军事官员的主要代表访问了该大学,并参加了晚宴。(次日)这位(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视察了(该)大学,并向即将毕业的学生颁发了高达100美元的奖品。这无疑是中国新教育史上第一次有如此高的官员,对外国人管理下的机构(大学)如此感兴趣,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迹象。”“这些年轻人充满新的希望和更大的雄心。”“政府承认他们(汇文书院毕业生)的价值,并召回他们担任有影响力的重要职务。看到这所大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那些(为)建立大学(捐款)的慈善人士一定很高兴,我们所有的读者都很感兴趣地看到,大学最近的活动所揭示的教育进步。”

      这标志着:“书院按大学标准,办成了一所达到一定水平、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并在学科、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颇有建树,培养出了一批‘两个服务’的人才。”

      在年度报告中,福开森通报:“自一月以来,我们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所以已经过度拥挤了。我们的宿舍只能舒适地容纳大约100名学生,但我们曾经住过140人。到目前为止,全年注册的学生总数为170人……对于那些能够接待(符合条件)的人,我们不得不拒绝了50多名申请者。这些学生来自各阶层——有我们必须供养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也有官员的子弟。保守的湖南省,今年第一次送来了几个学生,甚至连孔子学院校长圈子里最排外的人,也把他们的儿子交给我们负责(培养)。”

     福梅龄在回忆中写道:父亲形容这是“八年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1月15日,上海《华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有记录的社论。

     1897年年底,福开森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校长,开始了第二所大学的创办工作。

     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在汇文书院初期财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福开森是如何苦心运作的。从福梅龄回忆的《小册子》中,可以得知:

     1892年之前,福开森是没有固定薪水的;后来的五年,虽有了固定薪水,但也要省出一部分薪水,加上外部写作的稿费和借债,才维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对累积欠债的“尴尬”,福开森在给纽约使团的信中说:“(南洋公学校长)这一新职位,将使我在几年后能够消除我的尴尬(还清债务)。”显然,数年后,他用自己的薪水还清了全都债务。否则,在1907年,他也不能用自己积攒的薪水修筑约300米的校外马路(为方便师生进出学校而修,俗称“福开森路”,后称“武康路”)。

     福开森70岁生日时,曾有记者采访过他,问:“您(在中国)能取得非凡业绩的原因是什么?”福开森总结说:“就是勤奋,早起读书,60岁之前没有休假日,总是不疲倦地工作。”记者问:“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您选择什么?”答:“我想把所有已经做过的事情再做一遍。”真是无怨无悔啊!岁有如梭,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在北京被日军软禁,1943年9月,被以日美交换侨民战俘身份返往美国。他怀着一颗“爱心”而来,“作盐作光”五十六载,带着“思念”而去。回到美国后,已年迈体弱的他,还在美加两国多次演讲,介绍中国,宣传抗战,设想战后重建等问题,体现出他深深地爱着中国,爱着为教育及为社会服务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写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福开森已经去世七十多年,为什么郭锋老师会花上八年的时间,在2019年出版了69.2万多字的《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一书;现在,为什么王浩娱老师又在撰写以福开森从事高等教育为主线的长篇论文。答案是:这位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外国人,这位把全部才华奉献给中国教育和社会进步事业并受到政府(清朝、民国)多次嘉奖的外国人,这位为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而把自己收藏的千余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金陵大学的外国人,这位在北平沦陷侵华日军全城戒严大搜捕的情况下冒险搭救了张自忠将军(时兼代北平市长)的外国人,……他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其业绩和英名永被铭记!


    (文/谢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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