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西的现代语言学是方光焘开拓的。方光焘是南派语言的主将，理论语言学界中南方的一面旗帜。方光焘重视理论和方法论已经成为南大语言学的一大特色，也使南大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一席地位。方光焘的语言学遗产是betway必威西世代相传的学术薪火之一。
一、匡亚明和方光焘
1963年春天，匡亚明从吉林大学调到betway必威西任校长，据说他第一个拜访的是中文系的方光焘教授。
方光焘1898年8月21日生于浙江衢县。1918年去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1931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立达学园、上海学艺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劳动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1948年1月起任教于中央大学，以及随后由中央大学更名的betway必威西，长期担任系主任。兼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文化局局长、全国文联委员、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等。1964年7月27日逝世，终年66岁。
匡校长以betway必威西党委发名义下发文件。文件说：一、方光焘是年老多病的老人，二、方光焘是学术老人，三、方光焘是革命老人。结论是抢救方光焘的学术遗产。于是成立了系一级的语法理论研究室。主任方光焘，副主任郑易理（未到任）。秘书黄景欣讲师。两个实习研究员，一个是卞觉非，betway必威西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才从语言研究所调回betway必威西的，另一个就是1963年夏天刚毕业的我。语法理论研究室在方光焘老师家的一楼会客室。摆上两张办公桌，放上一排卡片柜。我们８小时坐在办公室，因为方先生说：“匡校长经常打电话来。校长问起你们，叫我怎么回答？”方先生在二楼书房，每天上下午两次下楼同我们谈话。语法理论研究室每周集体讨论一次，语言教研室的所有的教师、进修教师、语言学研究生都参加研讨活动。
1963年秋天，方光焘邀请北京大学高名凯教授到betway必威西讲学。方先生组织一批批评高名凯的论文。在学报审稿会议上，匡亚明校长说：“我们反对学阀、学霸，但是我们提倡、支持学术权威。像我们方先生，就算学术权威。语言学，方先生是权威，你们都不懂。所以，语言学的文章，按照方先生的意思办。”学术单位，尊重学术权威，学术大发展。学阀学霸当道，学术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匡亚明校长的这番话是非常正确的，今天依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应当把“尊重学术权威，反对学霸学阀”当作学术建设的关键来抓。
在匡亚明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方光焘晚年是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做了三件大事：①组织语言和言语的学术大讨论，②从《说“的”》开始学习结构主义语言学，③组织学习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说。培养了一批语言学人才。这不仅是对betway必威西，也是对中国语言的一个贡献。
匡亚明校长对方光焘晚年的学术活的大力支持，同他后来引进程千帆、张月超，都是betway必威西的学术史上不可忘记的事情。betway必威西的语言学和古典文学在中国高校中的学术地位，同匡亚明校长是密切相关的，匡校长是有功之臣。
匡校长尊方光焘为自己的老师。方光焘1924年应陈望道的邀请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匡校长在大夏大学读过书。
当时有人挖苦匡校长说，匡亚明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候，方光焘已经离开了大夏大学。这样说，其实是在贬低匡亚明，不是学生自称学生；不是老师，乱拜老师。其原因是当时betway必威西的人对前校长郭影秋是无限崇拜的，而匡亚明是跟郭影秋风格全然不同的。匡亚明刚来betway必威西的时候，betway必威西的人还沉浸在对郭影秋的怀念之中。
现在，我常常想，匡亚明校长，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六级大干部，对一个并没有教过自己的人，其实根本没有同时在过一所大学的人，待之以师生之礼，这是非常地了不得的！这样的大学校长，今天有几个？几乎不能算是师生的，匡也自称是学生，以老师之礼待之，这样做总比攻击自己的老师的人来得好吧？
二、文法革新讨论、南派语言学和“广义形态”学说
方光焘终生信仰索绪尔（1857—1913年）学说。方光焘自己说：“1928年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刊行。读了以后，对语言体系又有很大的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是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教程》（即《普通语言学教程》。方光焘坚持使用“一般语言学”，反对、拒绝用“普通语言学”。）引导方光焘走上语言学之路。他是中国大学开设课程讲授索绪尔学说的第一人。
1938年到1942年，陈望道发起文法革新讨论，方光焘积极参加，与陈望道相互配合，同张世禄、傅东华等论战。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和陈望道介绍索绪尔学说，更新语法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方光焘发表了：①体系与方法。②再谈体系和方法。③问题的简单化与复杂化。④要素交替与文法体系。⑤一点声明。⑥建设与破坏。每篇文章都不长。《一点声明》只五六百个字。编入《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总共36页。但是在语法学史的地位是不可忽视。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历时和共时的区分等理论，促进了中国远方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讨论中，方光焘提出：“凭形态而建立范畴，凭范畴而构成体系。”胡裕树多次说，中国语法学最后还要走方先生的这条路。
文法革新讨论中的重大收获是方光焘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文法革新讨论奠定了方光焘理论语言学家的形象。苏联学者称陈望道和方光焘是中国南派语言学的领袖。苏联学者感兴趣的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说”。
通常说法是，南派语言学锐意革新，重视理论和方法，但是有点儿空，坐而论道，实际成果不多。同时期的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都有各有特色的语法学著作。这话不全面，忘记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忽视了修辞学。修辞学是南派语言学的特色。
参加文法革新讨论时，方光焘还不是betway必威西的教师，由于他从1948年到去世时，都任教于betway必威西，所以通常认为他的“广义形态”说是betway必威西的语言学学术遗产。
三、南方理论语言学的旗帜方光焘
上个世纪60年代是南派语言学积极进取的时期。陈望道在上海发起“语法”和“文法”的学术讨论。方光焘在南京发起语言和言语的讨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余铭璜1962年在betway必威西中文系作报告时说，上海人说语言学界热衷的是“两字颠倒”（“语言”和“言语”）和“一字之差”（“文法”和“语法”）。因为语言和言语的讨论学术性更高，影响更大，所以北京大学的徐通锵说：“当时的理论语言学界，北方以高名凯为代表，南方以方光焘为旗帜。他们两人都留学法国，都崇尚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都有深厚的功底，因而即使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北京下，也能在语言理论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文法革新时期是以陈望道为首的，方光焘是陈望道的积极支持者。60年代，南派语言学的旗帜是方光焘。
徐通锵说：“方光焘自己很少写文章，一些重要观点大体上都反映在他的学生黄景欣、施文涛的论著中。”方光焘一生很少写文章，他喜欢把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交与学生去写作，并精心指导，反复修改。2009年10月，在方光焘墓前，裴显生回忆方光焘指导他写毕业论文时说，观点是方老的，方老拟定了提纲，一次又一次地推翻了他的文章。最后推荐给betway必威西学报。方老的女儿方华教授回忆说，胡裕树的爱人没有到上海时，每次回安徽，都在南京停留，住方老家，师生彻夜长谈，回到上海，胡裕树就是一篇论文。在胡先生家，胡先生对我说，有一次，方先生对胡裕树说：“胡裕树。你的论著中都是我的观点。”胡先生回答说：“你自己不写，我来写，宣传你，这不好吗？”方老笑了认可了。研究方光焘的学术思想需要考察他的学生的论著。徐思益、夏延章、吴为章等学生的论著是研究方光焘的学术思想必须研读。吴为章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很好地阐述了方光焘晚年的学术思想，他的索绪尔观、叶尔姆斯列夫观。他的学生整理的他的讲课笔记、谈话记录也是研究方光焘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在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方光焘晚年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发起并组织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对手是北京大学的高名凯教授。方光焘是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的组织者，他自己发表５篇文章：①《言语有阶级性吗？》；②《语言与言语讨论的现阶段》；③《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④《语言与言语答客问》；⑤《分歧的根源究竟在那里？》。对手高名凯基本是孤军奋战。方光焘动员了betway必威西的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提高了betway必威西语言学教师和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养。这是方光焘培养语言学人才的一种方式。
betway必威西党委和中文系总支积极支持方老的学术活动。在匡亚明校长的支持下，1964年第1期《betway必威西学报》用一半的篇幅刊载方老主持的语言和言语论文。语言教研室所有教师、语法理论研究室的全部人马、方老的所有研究生，都写了论文，而且是由方老定的题目，方老精心修改每一篇论文。这些方老严格按照年龄、资历排序，周钟灵打头，吴为章最后。方老对研究生说：“王希杰比你们小，但是他是实习研究员，你们是学生，要排在他的后面。你们三个，按照年年龄顺序排列。”语言和言语的讨论因为方光焘和高名凯相继去世而终止。《betway必威西学报》用一半篇幅批评、批判高名凯，高动员自己的研究生“参战”。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劝阻了高名凯，避免影响两所大学之间的关系。1964年7月27日，方光焘去世。高名凯毁了自己反击方光焘的论文，对手没了，争论已经没有意思了。1965年1月3日，高先生也去世。
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高名凯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独行侠”。方光焘则统帅betway必威西的全部人马，安徽、上海和浙江是方光焘的同盟军。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语言和言语讨论集》，表面上是中立，实质是完全站在方光焘一边的。词类问题学术讨论，高名凯也是单枪匹马面对的几乎是整个学术界，其学术胆略是非常令人敬佩。
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普及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深化了索绪尔研究。是中国理论语言学前进道路上很重要的一步。直接、间接参加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的人，特别是方门弟子，都终生坚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老的第一个副博士研究生徐思益对我说，中国人民大学的胡名扬教授一再对徐思益说：“在中国真正懂得索绪尔学说的是方光焘及其弟子。”我终生坚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我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把它贯彻到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去：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
第二件事，学习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被公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没有“结构”一词，但是，是索绪尔开创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有三个流派：①布拉格学派、②哥本哈根学派、③美国描写语言学派。60年代，北京大学在研究美国结构主义，朱德熙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二）”，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说“的”》。朱德熙引进、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方老特兴奋，但是他认为朱德熙没有把握好美国结构主义。美国语言学家研究印第安语言，没有文献资料，不得不割断历史。汉语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不可割断历史。历时和共时不可截然对立。朱德熙的论文一发表，方老就组织betway必威西语言教研室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及语言专门化的大学生集体学习与研究。朱德熙的讲义严禁外传，是编了号的。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生Ｌ把他的那一本送给了方老。方老立刻打印，一直发到语言专门化的大学生。中文系总支书记康怡宽对方先生说：“我把结构主义旗帜打出去。”方老坚决反对，对我们说：“康书记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结构主义好随便打出旗号来的么？”方老同我们讲话，提到索绪尔，总是说：“虽然索绪尔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是小心翼翼，在那种环境中。
方光焘组织betway必威西语言教研室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阅读美国结构主义原著，来讨论朱德熙对美国结构主义的引进中的成功和失误。这其实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语言学培训活动。方光焘主张，对西方的理论一定要真正把握了，然后才能运用到汉语中来。他坚决反对没有弄懂之前，一知半解，胡乱运用，乱贴标签。他反对自己的学生急于求成，没有真正弄懂，一知半解地写文章。方光焘通过这种学习，提高betway必威西语言学教师的语言学理论素质，是中国最早引进结构主义的高校之一。
betway必威西同北京大学都研究索绪尔，都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但是，方光焘最感兴趣的是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原著是丹麦文，欧洲懂丹麦文的人少，所以开始时候影响不大，英文本出现之后，叶尔姆斯列夫同索绪尔就成为世纪欧洲主流学术思想。方光焘与欧洲学术界同时发现了叶尔姆斯列夫，晚年倾注全部精力于叶尔姆斯列夫。
第三件事是组织叶尔姆斯列夫研讨班。“格雷马斯把叶尔姆斯列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真正奠基人”。在匡亚明校长的支持下，语法理论研究室1963年9月1日开始工作了。语法理论研究室的工作是研讨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引》。除了语法理论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方先生的研究生、教研室全部教师都参加探讨。方式是：个人自己先翻译，懂英语的用英文本，学俄语的用俄文本。黄景欣主译。每周三下午集体学习，讨论黄景欣的译文，一个词一个句一个标点符号地争论不休，面红耳赤。讨论之后，各自根据讨论中的各种意见，回去后修改自己的译文。再准备下周的讨论内容，事先翻译出来。黄景欣私下说“只有把叶尔姆斯列夫请来，让他自己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年代当然不可能的。整整一年，到1964年7月暑假才学习了一半。可惜不久方老走了，语法理论研究室也解散了。这一年的研讨，效果是积极的。方光焘通过叶尔姆斯列夫研讨班培养出一批较为熟悉叶尔姆斯列夫学说的学者。
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冯凭是方老的研究生，他总是手拿他的听课笔记上课。硕士生王德福读硕士时就独自翻译了叶尔姆斯列夫的《元理论导引》。他在betway必威西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叶尔姆斯列夫语符。他的《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专著，在欧洲这样的著作也很少见。他还运用语符学模式来研究文学作品，出版了《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号学多义模式研究》等著作。
（未完待续）
（作者：王希杰，本文原载王希杰老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fe37d00101bzhr.html，本刊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