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为界限，程千帆先生的后半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此之前，从1957年到1975年，程先生非罪遭谴近20年，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便被迫退休，1977年妻子沈祖棻先生又不幸遇车祸去世，眼看着一个人就要孤苦伶仃终老于武汉东湖的荒屋之中。而在此之后，从1978年到1995年，程先生经殷孟伦、徐复和洪诚三位先生的推荐，由匡亚明校长聘请到betway必威西任教，在betway必威西也恰好又工作了近20年。在这近20年当中，他争分夺秒，发愤著述，出版了20多种著作，同时精心培养了一批名扬海外的程门弟子，并带领大家把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成为学界公认的一流学科，从而赢得了人生最为辉煌的20年。
由上述经历可知，即使在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程先生在武汉与在南京的境遇也仍有天壤之别。所以在程先生心中，匡校长是给了他20年学术生命的人，故对他特别地感激、尊敬。据张宏生教授回忆，程先生曾对他说，在南京，有两个人来看我，我是一定要送下楼的。其中之一就是匡校长。程先生对匡校长的特别尊敬由此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在思想和学术上，程先生对这位于己有恩的领导始终保持着自觉的独立、平等意识。程先生在《劳生志略》中讲：“我没有对他（按：指匡亚明）特别地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曾任betway必威西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协助匡校长组织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吴新雷教授为此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证：匡校长与程先生关系非常好，但在做学问上两个人都非常认真。匡校长有一个习惯，自己写的稿子喜欢请别人看，有一次他将一篇稿子交给程先生帮助修订，程先生马上在走廊上又读又改，还加了几句批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以致匡校长说，这个程先生，也太厉害了。
这与其说是在乎面子，倒不如说是闻过则喜。因为匡校长一向尊重甚至偏爱象程先生这样身有锋棱的人。在任时，匡校长不仅克服障碍礼聘程先生重返母校，而且经常看望程先生，甚至把程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意见书发至各系教研室组织学习讨论。这种非同寻常的举措，充分体现了他对程先生的特别器重。匡校长后来调任省人大，仍对程先生记挂在心。记得在198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时任基金会会长的匡校长吩咐我赠送程先生一本，还一定要写封信，打印出来（当时还是铅字印刷），然后装进信封再送去。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严格细致的要求却让我体会到在匡校长那里，敬业与敬人原是互为因果，相互统一的关系。所以，如果不敬业也未必真的敬人，如果不敬人也未必真的敬业。
可以补充的是，在新时期之初，匡校长不仅为中文系引进了程千帆、张月超两个“右派”，还为中文系引进了一个“叛徒”——陈白尘先生。笔者入校时，在中文系举行的迎新仪式上，这位前系主任竟然讲系主任不是人干的。这并非矫情的牢骚，而是传神的坦言。因为他只担任一届系主任就不再连任了，从此开创了30年来中文系系主任只任一届的不成文制度。这一不成文的制度也许不具有普遍性，但却是深得人心促进中文系蓬勃发展的创举。匡校长与陈白尘先生平时接触并不多，却有很深的默契。一次笔者陪同匡校长到省人民医院病房看望他，事先也没通知，说去就去了。见了面，握手、致意、入座，匡校长便开始问长问短。但也许是病情所致或心情不好，陈白尘先生竟不予应答，只是默坐。匡校长于是也就默坐良久，然后才握手道别离去。虽然自始至终两人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但都是那么自然、平和，没有丝毫的勉强、尴尬。也许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师才会给领导冷遇，而只有匡亚明这样的领导才能接受教师的冷遇。所以，虽然是默然无语的场面，却让人深感二位老人的心心相印。
程千帆先生评价匡校长是一个大人物，诚为相知之言。所谓大人物，乃非常之人。必待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功。大师如此，执掌校职者又何尝不是这样？显然，正是因为匡校长的有容乃大，程千帆、陈白尘这样的点点劫后火种，才能够在betway必威西熊熊燃烧起来。
（周欣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