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betway必威西已有40多年了，不仅那师生情谊难以忘怀，就是母校的每幢建筑，每个园地，甚至一草一木也常萦脑海。
碎石筑就的狭窄的东西向汉口路横穿校区，把校区一分为二。路北是北园，是雄伟的教学区；路南是南园，是诚朴的生活区。当年或匆匆夹着书包赶向北园上课，或下课后提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返回南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
解放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母校移至原金陵大学的校址。校区狭小，但建筑紧凑有序，错落有致。原金陵大学的民国建筑如：北大楼、东北大楼、东、西大楼，大礼堂、图书馆一律灰色的筒瓦，青砖厚墙，沉稳严肃，气度不凡。特别是北大楼，她建于1917年，由美国建筑师司迈尔（A.G.Smaii）设计，地上2层，地下1层。大楼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设计，同时又糅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中部建有一座5层高的正方形塔楼，将整座建筑分成对称的东西两部分，塔楼顶是十字形脊顶，实际上为西洋式钟楼的变体。整座建筑楼体是由明代城墙砖砌筑而成。她是母校的地标性建筑，原是金陵大学的行政楼、文学院大楼。而后，1954年由杨庭宝等设计建筑的东南大楼、西南大楼均采有传统宫殿式建筑造型，现代的建筑体系，和原有建筑风格十分协调。
笔者1963年入学，跨入校园，那雄伟、秀丽的建筑扑入眼帘，深深震撼了我们这些来自乡间学子的心，同学们一下子就都喜爱上她。刚进大学时，我也常应同时考入南京其他高校的中学同学邀请，也去看过南京其他高校，对位于原中央大学校址的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的校园很不以为然，那大礼堂远看象个大蘑菇，很不顺眼。我不明白，为何西方人建造的金陵大学校园中国味浓厚，而国人打造的中央大学校园倒是西洋味十足。也许我的知识不多，难知其中奥秘，可我后来知道如我一样看法的人也有不少。
1964年秋冬时，我校北大楼要翻修，乡下人称之为“盘屋”。就是把屋上的瓦全搬下来，把屋面尘土杂草去净。把搬下来的瓦片扫净检查，剔除破损、有裂缝的瓦块，再把检好的瓦及补充的新瓦盖到屋上去。我们每一学期都规定有一星期参加劳动的时间，那次我们就参与了北大楼翻修的劳动。通过木梯，我们慢慢地爬上北大楼的屋顶，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块灰色的瓦筒，一人人传递下屋，轻般轻传轻放，把瓦弄干净，检查后，整齐排列堆在北大楼前的草地上。
我爬到北大楼的屋脊处，脚有点发抖，是恐高还是有点激动，我也说不清。我曾对班上同学说过：给校北大楼修屋，是我们的缘分。想那北大楼是数学系、物理系的地盘，很多高、精、尖的实验室就在其中，据说我校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就安装在其中。平常其他系的学生难得进入此楼，现在我们已站在北大楼的屋顶。想想跨出南大校门的学子成千上万，有几人能象我们这样能爬上北大楼的屋顶，而且是上房揭瓦。能亲摸南大近百年历史的陈迹，能和南大近百年历史的记忆对话，这是何等的幸事啊！我身边的同学们都说言之有理，也为之而兴奋，干起活来更有劲。
一个星期下来，灰里土里，爬高爬低，很是劳累，可大家的精神却很是饱满。每当傍晚手工，我们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迈步在返回南园的大道上，引来路上其他系同学众多的目光。
北大楼的位置是我校的制高点，我站在北大楼的屋面上，向下俯看南园、北园，整个校区尽收眼底。不远处是东南大楼、西南大楼，我们系的行政办公室、各专业的教研室、实验室、资料室、专业课的教室尽在东南大楼，我们师生天天在那里出出进进。再向北园的东南角看去，紧邻汉口路的围墙，有一排排近百米长的茅屋平方，粗看有点特别，和周围建筑甚不协调，那就是“南草”。她被隔成一个个大教室，里面没有桌子，只有扶手椅。全校各系的基础课基本上都是在那里上，我们坐在椅子上听大课，在扶手上记笔记。教室虽为简陋，倒也十分明亮，空气流通。
对于“南草”的认识，同学们的看法就没有象其他教学楼那样有一开始就有一致的看法。有的以为：这过于简陋，与高等学府难以名实相符。有的以为：这是南大的特色，是革命传统的体现，是反修防修的举措。也有一位老者对我说：“南草好啊！刘皇叔三顾茅庐，从茅庐里走出了诸葛亮。你们要好好学习，从南草里也能走出些诸葛亮！”
对于“南草”，我没有听到校、系领导对我们讲过任何说辞，我只看到校领导及各机关也都挤在平房里办公，仅不是草房罢了，这行动便是态度。我也没有听到校、系领导对学生的各种看法有任何评论，我以为这是极开明的办法，每人自可有不同的看法，让时间和自悟来评判看法，统一看法。
对于茅草、茅屋，我们来自农村的孩子是最熟悉不过了，暮春三月，农村小孩哪个没有在田埂上拔过茅针解馋。那时的农村的草屋比比皆是，我们家乡铺屋顶用的是稻草，称之为草屋。稻草没有茅草耐腐烂，所以用茅草铺的茅屋是草屋的精品了。当我看到“南草”教室，一点也不觉奇怪，这很平常、很平凡，很接地气，有种淡淡的亲切感。我不同意因简陋而贬低它，国家有困难，我们暂时栖身于茅屋有何不可？只要不影响我们上课，不影响我们读书就可以了。面对茅屋，我们更应学好知识，报效国家，改变国家贫穷的面貌。母校最早校训就有“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三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提出）的说法。我也不同意那些拔高的观点，不应作为特色来看待，所谓特色就是刻意为之。无需粉饰三年经济困难，国家财力有限，教学经费贫乏的现状。能直面困难才是有力量的表现。“南草”的存在是客观使然，不是哪个领导主观刻意为之。发扬优良传统不应是机械再现穷困的场景，应是光大我国自古已有的栖身茅屋之精神。现实表明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是以这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南草”，很快同学们也渐有统一的看法：我们爱“北楼”，亲“南草”，学习场所“北楼”“南草”皆相宜。
风风雨雨中“北楼”、“南草”见证了匡亚明校长提倡的“严谨、勤奋、创新”的校风，见证了学子们刻苦求学的精神，见证了我们火红的青春。然而世事总有曲折，文革中，学校、学术、学业、学者、学子都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北大楼的宁静破坏了，南草冷落了。那时到处乱哄哄的，唯有南草，门前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和冷清。有段时间里，我，这个逍遥派常夹个本子躲到南草来。若大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我搬了张扶手椅，擦去上面的尘土，在扶手上埋头写起东西。那是1965年初冬至1966年春，我们为了三线建设，为整治金沙江航道，进行了金沙江沿江险滩及溪沟调查填图。1966年调查回来，还来不及写总结报告，文革就发生了，一切笔记、图件、素描、照片全部收缴封存，几个月的辛苦就此不了了之。我不忍自己看到的、学到的、体会到的东西就此湮没，在没有一点参考资料，没有一点讨论或指导的条件下，努力挖掘个人的记忆，写了调查总结，《山区溪沟与泥石流》一文。据我所知这是我班生产实习唯一的一篇文章。我并非是敝帚自珍，但这篇文章有我及我班的特别记忆，我把它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45年后，我出版了《镇江地理探究》一书，它也随书问世了。这是我在南草里的最深记忆，在南草里我还有个最震撼的记忆。那是1968年10月，我们要离开母校了，我班在南草选了一个教室，开了一个离别会。我呆坐在哪里，未竟的学业、迷惘的事业，那烦恼象团乱麻塞满我的脑海。会上同学们说什么，我一句也未听到。只是会议快结束时，有个女同学长期了越剧《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虽然只有几句却给我极大的震撼。我从小就喜欢戏剧，喜欢听锡剧、越剧。我也知道有个电影越剧《红楼梦》，我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其中的唱腔选段，我当然很喜欢听。然而震撼的是眼下全国尽唱样板戏，这个柔弱的女同学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唱起越剧《红楼梦》来，她的胆量着实令人佩服。这也让我思索：生活原本应是多彩多姿的，思想的解放已在人们的心头涌动着。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曲折过去就是新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母校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宁静、古朴、厚重的北大楼应建成母校博物馆，展览betway必威西的百余年历史。“南草”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原址建成了地上28层，地下2层的蒙伟民楼，可称“江苏高校第一楼”。现在是计算机系、生命科学院等院系所在地。
“北楼”“南草”，它的诞生有它的背景，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它的功能有它的价值，它的历史自有后人评述。“北楼”、“南草”它深深刻印在我们学子的心头，永不会抹去。我想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叶子铭学长曾用“南草”为笔名，我猜想这恐是母校南草情结最突出的例子吧！
2014.5.27
（1968届地理系地貌专业 刘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