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脚踏毡靴三进祁连山，也曾走遍台湾西部平原，他曾策马奔腾在茫茫戈壁，也曾驾车驰骋在东北雪原……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每天6点半起床，到办公室工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理想：“为中国找油”。
2012年11月17日上午，李德生走上发言台，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多旋回叠合含油气盆地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
他的黑色西装贴身挺括，衬衫领子洁白得耀眼，胸前那朵大红花的花带上写着金灿灿的“寿星”两个字。在他面前，可容纳2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台下包括13名院士在内的听众都在认真地做着笔记。
这是李德生90岁寿辰庆典中的一部分，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地质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玉门、大庆、延长、胜利、大港、任丘、辽河、柴达木、塔里木……几乎中国每一个大油田，都有他用小地质锤敲打过的痕迹。
玉门：在戈壁滩上寻找工业的血液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诗人王之涣的盛唐时代，河西走廊西部戈壁腹地中的玉门便已是“春风不度”的一片荒凉。树木在此无法生长，只有一丛丛低矮的骆驼刺点缀在漫天的黄沙碎石之中。
1945年，在重庆郊区的歌乐山，23岁的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李德生爬上了一辆装满物资的美国道奇卡车，准备前往玉门。唯一来送别的是女朋友、中央大学的师妹朱琪昌。她说：“毕业后我也去玉门，到时我们把家安在玉门。”
从上海滩的弄堂、浙江丽水的校舍，到重庆中央大学的宿舍，远在西北的玉门将是李德生的第四个“家”。
李德生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家境贫寒。两个哥哥都是小学念完就去当学徒，做工赚钱，贴补家用。但李德生拒不接受这种安排，一定要读书，爱他聪明的小学老师帮他争取了在一所初中免费上学的名额，他得以继续学业。
初中毕业，适逢日本侵华，上海沦陷。“不能当亡国奴！”李德生告别亲人，和几个同学辗转到达浙江丽水，以沦陷区学生的身份免费入读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他选择了理科，一门心思“实业救国”。
1941年，李德生赶到湖南衡阳参加“高考”。南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大学联合招生，衡阳是全国10个考点之一。
考试全在夜间进行，因为白天要随时钻防空洞躲避日军轰炸。各大学也无法寄送录取通知书，因为大多数考生根本没有固定地址，录取名单在考后三个月登在《中央日报》上。发榜那天，李德生欣喜地看到，自己被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录取，这是他的第一志愿。
在中央大学，李德生有机会聆听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多位著名地质学者授课。一件小事，让他切实了解到石油的重要性。当时从郊区的中央大学到重庆市区安排了校车，因为没有汽油和柴油，校车只能以木炭炉产生的煤气为燃料，速度慢不说，还经常走走停停，动力不足时，司机就要下车拉动风箱，把火烧旺。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飞机、坦克、汽车就是一堆废铁，没有石油，就没有化纤、化肥、塑料。那时日军阻断着中国石油进口的通道，国内极度贫油，政府还喊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
“为中国找油”，李德生选择了经济地质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主要研究包括石油、铁、锡、铝等在内的多种经济矿物的勘探开发。
准备去玉门安家，正是因为玉门有油。1939年，玉门凿出了第一口油井，当时年产石油约3万吨的产量占到全中国石油产量90%以上。
李德生毕业前夕，玉门油田矿长严爽亲自到中央大学“招兵买马”，条件是“只要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来者不拒。”在地质系的十几名毕业生中，李德生在内的三个人报了名。
坐着那辆道奇卡车，李德生颠簸两个多月，终于到达玉门。戈壁滩上的生活很艰苦。工人们住的叫“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大土坑，再盖上羊毛大毡作为“屋顶”。李德生这样的技术人员受到优待，住在简陋的单身宿舍。当地寸草不生，食物都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县城运来，最常吃的菜是清水煮萝卜。
李德生被收编至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麾下，成为中国第一支重力勘探队队员。他们走过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三次穿越祁连山脉分水岭，进行重磁力勘探。后来，他又参加玉门石油的发现者、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领导的地质详查队，穿越于陡峭的丘陵山地之间。
在风沙遮眼的恶劣气候中，书生们学会了骑马、骑驴甚至骑骆驼，每次一进山就是一个多月，除了常规的测量仪器、帐篷和炊具，还要带着礼物和枪支。遇到少数民族就送礼物，以示友好。遇到“敌人”则拔枪射击，保证安全。一次勘探路上，他们遭遇十二匹恶狼一字排开从正面冲来，翁文波、李德生和另一名队员即刻举枪射击，将两匹狼立毙枪下，剩余群狼四散逃窜。他们将狼尸运回营地，村民们把他们尊为打狼英雄。大家纷纷割走一片狼舌，挂在自家门前，以吓退来犯的狼。
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但李德生感到受益匪浅，永生难忘。
1946年，为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多个油田，中国石油总公司在上海成立。翁文波调任总公司勘探室主任，李德生随之调任总公司勘探室助理地质师。他被先后派往台湾、江苏等地进行重磁力勘探详查，1950年调任延长油矿主任地质师。这些经历和锻炼使李德生日臻成熟，展露出他的才华。
1954年，32岁的李德生被调回玉门油田，出任玉门矿务局总地质师。他带领勘探组成员发现并开发了白杨河、鸭儿峡等5个油田，使玉门油田的产量至1958年提升到100万吨。玉门建成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半个世纪后，2009年，玉门油田举行七十华诞庆祝大会，李德生被授予七十年来唯一的“玉门油田开发建设功勋地质师”荣誉证书，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
大庆：三点定乾坤
1959年9月，在东北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编号为“松基三井”的油井口喷出了黑色的油流。三个月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的地质指挥所副指挥兼地层对比大队长，来到这里。
那时茫茫雪原上的大庆还没有名字，李德生和同事们叫它“红色草原牧场”。
“它究竟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是高产油田还是低产油田？”在指挥部会议上，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对着李德生为首的技术人员问了三个问题。
李德生的答案是：“现在还不能回答，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余秋里和李德生是“不打不相识”。
余秋里行伍出身，曾任晋绥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在长征中失去了左臂，毛泽东叫他“独臂将军”。1958年2月，他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上任伊始，传来川中盆地三个油井相继出油的消息，余部长决定吸收“三大战役”经验，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石油“大会战”。同年4月，李德生被调任新组建的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
当时苏联专家认定川中是大油田，憋着劲“大干快上”的领导小组很快拍板：已出油的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下”20口关键井。在全国“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热烈氛围中，整个油田上下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唯有李德生开口泼了冷水。经过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川中油田是裂缝油田，开发需要当时中国尚不具备的压裂酸化技术。因此他向领导小组建议：“不能蛮干，等地质情况彻底摸清后再大干也不迟！”
“扯淡！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独臂将军拍了桌子。
坚持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李德生成了“白旗头子”，挨了批判之后被撤职，发配回北京编写“中国沉积盆地及地质背景的编制和说明书”。大会战的地质副指挥回京去坐冷板凳，李德生却自得其乐。半年后，他交出1∶300万比例尺的彩色中国沉积盆地分布图及一份详尽的报告，逐一列出了中国每个沉积盆地的大地构造位置、形成朝代、各沉积层厚度和岩性、可能的含油气层层位等，在1959年11月北京召开的石油科学会议上广受领导及专家好评。同时，被李德生不幸言中，川中油田打出多口干井，产量不及原期望值300万吨的十分之一，川中会战以失败告终。
在东北雪原，当“秀才”李德生与“老兵”余秋里再次相遇，独臂将军让李德生放手去干。
在川中会战中谨小慎微的李德生，考察之后，这次却提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构想。“甩开探测，直接在松基三井北部70公里外的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三个大构造顶部各打一口预探井。”
这个建议风险很大，一则，他只是根据地质构造推测而不能肯定北边一定有油，也可能人财物投下去，却发现那里只是含水量高。二则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一般探井见油后，常规做法是以已出油井为基点，每隔两公里打评价井，以探明油田边缘及储量。作为地质师，最稳妥的建议自然是按规矩办事，但对李德生来说，“个人利害关系从来不考虑，只想尽快为中国找到油”。
余秋里兴奋地拍打李德生的肩膀，让他放手去干：“明天就去！以最快的速度！”还嘱咐“不用回来汇报”，全权交由李德生调度，一旦确定井位，就地打井。
李德生一夜未眠，连夜利用缩放仪将地质部送来的1：10万比例的地震构造图缩至和他手里地形图一样的1：5万比例，因为只有两张图比例一致，才能在实地找到构造顶部。
第二天，李德生带着测量队顶着风雪出发。在完全没有路的雪原上，李德生一手拿着地形图和地震构造图，一手拿着罗盘仪，他说往哪走，司机就把车往哪开。在找到萨尔图附近的大架子屯后，以它为基点，展开精确测量，最终确定了萨尔图构造的顶部。李德生亲自钉下标定预探井“萨1井”（出油后改编为“萨66井”）井位的木桩。接着，又定下“杏1井”（出油后改编为“杏66井”）、喇1井（出油后改编为“喇72井”）井位。
完钻后，三口预探井测试均获日产原油100至200吨。经进一步研究证实，大庆为性质良好的特大型油田。李德生进一步创议，采用橫切割分区开发和早期线状注水技术保障大庆油田的高产稳产。1964年，大庆油田即实现在开发面积内原油年产量达500万吨，1976年全面投入开发后，原油年产量稳定在5000万吨以上，彻底摘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油田。
1982年，大庆油田的发现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李德生和另23位科学家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1985年，李德生为主要完成者之一的“大庆油田高产稳产的注水开发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总地质师：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李德生的大女儿叫李允晨，她出生于上海，这个名字带着几分上海早晨的诗意。后三个孩子的名字则是李肃、李玉、李延，分别成了李德生在甘肃、玉门、延长为中国找油的见证。
从爬上卡车驶往玉门，转眼67年过去，从玉门到上海、延长、川中、大庆、胜利、大港、任丘、北京……对于李德生一家来说，搬家是家常便饭，正如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歌唱的“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他年轻时英俊潇洒，写得一手好字，让当年出身名门的中央大学校花朱琪昌一见倾心。他还喜欢画画，外出勘探时，常把见闻画成各种画作寄给孩子，这些画作形式不一，从素描至油画都有。女儿李玉至今记得，父亲画过一张四个孩子一起洗脚的油画，“我们喜欢得不得了，可惜文革时弄丢了”。
得益于那段时期高涨的通货膨胀，到玉门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他一次性就还完了上大学时的政府贷款。其余的钱一部分寄给父母，一部分供妹妹上学，还买了张羊毛毯送给当时的女友朱琪昌。这张羊毛毯他们用了几十年，后来捐给了母校betway必威西（原中央大学），被珍藏进校史馆。
凡是与李德生共事过的人，都对他的认真严谨印象深刻。他从不信口开河，任何场合，只要不在发言，就一定在认真作记录。言必有据，文革时期，曾有人批斗他，说他某年某月说了某句反动言论。他翻出日记本，找出那天的记录，一本正经地纠正：“不对，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文革期间，李德生被审查，挨批判，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后，他先后被调往天津大港油田和河北任丘油田，“大批判小干，小批判大干，不批判勤干”，潜心投入到渤海湾含油气盆地的研究。他相信，“再大的委屈终究还是能搞清楚”。1978年，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他陆续发表10余篇有关渤海盆地石油地质的论文，其中一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8月至今，李德生一直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地质师。基于大量的一手资料，他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如中国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中国含油气盆的构造类型、渤海湾油区石油地质特征与油气田分布规律等……这些理论又极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油气田进一步的勘探和开发。
1986年，李德生成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地学部常委。他先后受邀赴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在海内外同行中享有很高声誉。1994年，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AAPG）授予李德生石油地质学“杰出成就奖”，是亚洲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石油地质学家。
至今，90岁的李德生仍每天伏案工作。他最近在研究用注入二氧化碳代替注水开发石油的技术，以期达到大幅节水、降少碳排放、降低原油粘度的多重效用。
上了年纪，很多年轻时的爱好没法坚持，但是有一个爱好李德生放不下，那就是开车。2012年，石油勘探研究院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严禁他再开车上路，有事就让他的秘书接送。他却继续在院子里开车“兜风”。有一次出了个小事故，被他吓了一跳的那位还没来得及发火，就看见驾驶室里原来是李先生，赶紧上来问：“您没事吧？”
经商的儿子李肃曾想送他一辆价值百万的“美洲豹”，他坚决不开，换了一辆又一辆“奇瑞”。“终于能实现年轻时开国产车、用国产油的愿望，我真是太高兴了！”李德生说。
让李肃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父亲拉着他去天安门庆祝。看着广场上到处欣喜若狂的人，老先生想起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狂欢。站在广场上，李德生说：“日本人败了，英国人退了，现在我最想看到的是中国崛起。”
（本文原载2012年第12期总第774期《人民画报》第48页，作者《人民画报》记者李舒亚，题图摄影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