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远行的回望——西南服务团校友访谈记
赵坤/文
今年是betway必威西建校110周年。在校庆杰出校友评选上，“西南服务团校友团队”作为唯一一个集体获得杰出校友团队的荣誉称号。当李同芬奶奶站在校庆晚会的舞台上，分享她的人生经历，诠释革命年代南大学生集体的热血和奉献时，这些老校友们当年的毅然选择、青春奉献和人生历程引起广大同学的讨论与思考。当年的“西南服务团”有一半是来自于betway必威西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央大学300余人，金陵大学100余人）。他们的事迹，是betway必威西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了解那段历史，追忆他们的经历，当然更为了向青年人展示那一代青年学生的无私奉献和强烈使命感，betway必威西社会学院“西南服务团”校友事迹访问团踏上征程，带着敬畏，用心感悟那段尘封的往事……
回忆的泥土，带有生命的厚度。当我们在南大云南校友会的协助下，访问这些老校友时，他们的目光渐渐回溯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诉说曾经的血色青春。
1949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决定在上海、南京、苏南、皖南各地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补充西南地区干部的不足。在战争年代，这些青年学生为民族奔走呼号，为国家投笔从戎；他们放弃城市学习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来到西南边陲，扎根西南、建设西南，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真正的“西部志愿者”。
一 别校辞家赴边城
喜集红旗下，作霄授征衣。
乘风驰万里，到处布朝晖。
老校友告诉我们，其实在西南服务团成立之前，中大便率先在6月23日成立了一个组织叫西南服务队，当日用高音喇叭在四牌楼、丁家桥、文昌桥向同学们广播，号召“有志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当天下着小雨，同学们聚集在屋檐下，听到广播，立即奔走相告，相互询问，相互邀请。宿舍中、教室内，“去西南”成为主要话题。第二天，学生领袖胡联辉、董俊松等14位同学首先贴出挑战书；随后，校园里大幅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西南籍的学生写道：“打回老家去，解放大西南！”。在四牌楼文化走廊，各报社为参加西南服务团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诗词。爱国激情，充满校园。随后经过各种宣传、招募、审核，层层筛选之后，一批青年学子放弃学业和城市生活工作的机会，踏上西南的漫漫征程。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在西南服务团成立之后，进行了三个月的集中学习与训练。主要是听报告和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现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内容，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粟裕等都进行过报告。
在这其中让老校友至今都津津乐道的有刘伯承问大家：“革命是什么？革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同学们，你们怕吗？”礼堂下面的学生高喊：“不怕！不怕！”；邓小平的“论老实”，更激励他们“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10月3日，部队开赴大西南。这次被邓小平称为“小长征”的行军，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行程中断断续续坐闷罐火车4000多里，因为长沙以南不通火车，加上西南尚未全部解放，从湖南开始，开始徒步3000余里。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出门有车代步的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家里不同意”，“去之前没跟家里说”，“到了云南之后家里才慢慢知道的”，几乎我们访谈的每一位西南服务团老校友都是偷偷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他们的家庭有的是书香门第，有的是一方士绅，当然更多的是深深体味到民众疾苦的普通家庭。
“火车到了湖南益阳就没有铁路了，部队只能步行。”“经湖南岳阳，过长沙，再到贵州的镇远、贵阳、安顺、盘县，直达云南”，“步行3个月，到春节才到云南”。刚开始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三个月中会有很多人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想要退缩。可是老校友们说从来没有后悔的念头，整个队伍中也几乎没有退缩的人。听到这些时，我们一直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他们放弃来之不易的学业和城市优越生活而参加西南服务团，是年轻人的历史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还是无法抑制的爱国情怀？
“行军初期，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走一天要休息一两天。而搞后勤的、打前站的、当医生的、搞宣传的，除了自己的背包、米袋外，还要负担业务工作上需要的工具，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负责行军警卫工作的周志成老人讲到。
“但在‘走历史的路，做革命的人’，‘是英雄，是好汉，行军途中比比看’等口号的鼓舞下，大家唱着‘走，向着大西南走！’的歌，顶烈日、冒淫雨，争挑重担，把困难踩在脚下。”
站在历史分岔口的那一批学子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出国，有人留在了学校，有人参了军……一转身，再回首时，唏嘘不已。曾经并肩前往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李同芬，江苏无锡人，中央大学教育系1948级的学生，在校读了一年便参军去了西南，虽然学校保留两年学籍，政策也允许再回来读书，可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她回忆道：“自己家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父亲在汪伪政权做事……”对她触动最大的是思想进步的哥哥因为对时局不满、对国家未来迷茫而在1949年愤然自杀，受到“四·一”学生运动的洗礼之后，她坚定了革命的进步思想。在听到西南服务团招募的通知后，她一个女孩子便背着家里面和同寝室的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参军去了西南，直到行军到长沙时才给家里寄了一封信，告知详情。
访谈结束时，她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坦坦荡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干净净！”
蒋钟若，湖南娄底人，中央大学化学系1948级的学生，父亲蒋光曾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代理汉阳兵工厂厂长，是建国后第一批科学院学部委员。从小父亲就为他选择最好的道路，中学毕业后，他上了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父亲建议他：“国家马上就要转入经济建设了，你最好继续在学校读书，将来参加国家的建设。”可他还是坚持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父亲曾去信托时任betway必威西代理校长的潘菽劝他回校学习，可革命激情正高涨的他竟然说了句：“我不回去！”后来，父亲无奈，只得吩咐家人在他行军的棉衣袖口内多缝些金戒指，以便路上方便用。一路上，他把父母给的钱都接济同学了……
章光旭，安徽人，从小在农村长大，饱尝生活的艰辛，幼年丧父，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家庭。他的哥哥是农村里一个普通的庄稼汉，但在风云变幻的1949年，就是这样的普通家庭也难以避免卷入历史动荡的洪流中。当他还在学校见证政权交替，欢呼解放时，家里的哥哥被抓壮丁去了台湾……自此一别，四十年难见！后来，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去了云南；他的哥哥当了迁台国民党的炮兵，参与了著名的“八·二三”炮战。历史的诡异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母亲孑然一身，双子均不在膝下……
陈丽嫦，广东台山人，中央大学教育系1945级。她从小随经商的父母在香港长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愿在日占区生活的她毅然只身来到澳门求学，后来跟姐姐一起前往大后方重庆读中学、大学。当西南服务团的标语口号贴满校园时，她放弃回到香港的机会，选择去了尚未解放，历来都是流放之地的云南，自此再未回过香港……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很多被历史掩盖的个人命运故事，有多少个个人，就有多少部历史。他们某一时刻的决定，注定了以后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而正是这些人的选择，才有了书本上辉煌的历史。而我们用什么方法记住他们？——假使我们不了解、不铭记。
二 为有牺牲多壮志
别校辞家惘顾家，
献身革命走天涯。
英年殉国英灵在，
浩气长存化彩霞。
1950年3月上旬，老校友们被分配到云南各地，未及休整便立即与当地同志一起组成工作队、征粮队到各区乡开展工作。就在征粮工作全面铺开、不断深入之际，潜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部分伪装起义的反动军官，与各地的恶霸、惯匪勾结起来，裹挟群众发动公开的暴乱。据校友提供给我们的统计显示，1950年4月至8月云南支队牺牲在云南敌特匪霸暴乱中的烈士共86人，其中中大、金大校友8人。这些牺牲的烈士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最小的只有17岁。分别是：王为尧、苏有能、唐世俭、董俊松、钟承明、丁文、张世蕃、蔡光祖。
王为尧，甘肃静宁人，在中央大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其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由于父子立场不同，断绝了家庭关系。南京解放后，参加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曾是一大队分队长、团支委，行军途中被评为行军模范。1950年5月3日，在工作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后遭杀害，暴乱平息，其遗体却始终未找到……
董俊松，四川人，1945年考取中央大学。抗战结束后，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一二·五”，南京的“五·二〇”、“四·一”学生大游行示威中,他都带头高喊口号 、抬布标，并在“四·一”运动中担任游行总指挥。他在行军途中一直打前站，“他吃大苦，耐大劳，被誉为‘硬汉’。”1950年5月28日，已经起义的三十四团突然叛变，面对一群武装叛匪，董俊松猝不及防，英勇献身……
三 岁月蹉跎自省身
牛棚蹲罢下农村，
小寨山乡泥满身。
风吹雷响惊难定，
岁月蹉跎自省身。
经历过入滇工作初期的艰难，西南服务团的接管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电力、教育、邮政等行业慢慢恢复起来。然而，从50年代中期开始，这支革命力量在“左”的影响下受到严重的摧残。1955年，主管云南省工作的谢富治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说：云南地下党“基本上是地主武装”，而西南服务团则是“南下，南下，泥沙俱下！没有多少好人。”此后，西南服务团就成了肃反、审干的重点。有的地方甚至把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称为“南下小集团”。许多人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一般历史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等，遭到批判、劳改、劳教、清洗。
当年云南支队的教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在四大队六中队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些南下的精英，遭遇也是最让人痛心的。全班13人，来云南后调到重庆、上海6人，留在云南的7人无一幸免，3人被打成“右派”，4人被打成“反革命”。
陈达士5岁丧父，12岁丧母，靠大姐微薄的资助刻苦求学，考取厦门大学经济系，又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原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包围总统府的斗争游行。
南京解放前夕，他在江西大学任教授的胞弟专程到南京，劝他同去台湾，并送他到美国留学，被他谢绝了。1949年，他投笔从戎参加西南服务团。50年代初，他入过村，下过矿。后来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和他酷爱读书的兴趣爱好一致，他如鱼得水。他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一都用来买书订报，在他买的全英版的《资本论》中，全书布满了批注。他曾经在党报上发表了有关集市贸易和市场调节的文章，提出经济需要市场调节，这给他后来带来巨大的灾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1958年的“交心运动”，陈达士主动向组织交心，他诚恳地检讨说：“从内参上看到介绍南斯拉夫的文章，工厂成立工人自治委员会，工人当家作主管理工厂，我觉得值得我们研究。”他检讨自己的觉悟不够高，对修正主义认识不清。谁知这个交心正好上了当，宣传部的“右派”指标还差一个没有完成任务，于是他成了送上门的右派。一个星期后正式宣布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连同他的市场调节论的观点一并批判斗争。
还有因为授课时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作用，而坐了23年冤狱的乐寿松，还有命途多舛的“四朵金花”，还有……数不尽的辛酸与苦累。古人云：“虚怀纳谏国昌盛，骄横拒谏殆社稷”。无论是57年的“反右”还是后来的文革，很多都是因言获罪，这批知识分子遭受的灾难也是民族的浩劫。
四 韶华已逝心犹壮
一别金陵五十秋，
重逢战友话吴钩。
韶华已逝心犹壮，
不老青山不老牛。
改革开放之后，大部分老校友都给落实政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虽已年老，但赤心犹热。加倍努力工作去弥补失去的青春。一转眼，60年如过眼云烟，西南服务团的老校友们筚路蓝缕，沐雨栉风，出生入死，披肝沥胆。在艰苦奋斗的一生中，战天斗地，含辛茹苦，用青春和生命，勾画出边疆一幅幅生气勃勃的蓝图。在财贸战线、建设工地、学校林园、农村山寨、科研领域、国防前哨，都有他们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身影和足迹。
在退休的晚年生活中，他们有的回到校园成了特聘教授，把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下去；有的专注于西南服务团团史资料的收集；有的热衷于校友、战友活动的组织……总之，这些历经坎坷、经过大风大浪的光辉一代，在晚年仍然践行当年的“诺言”——把一生奉献给西南。
现在西南服务团的南大校友，每年都会有定期聚会，其中在四大队的李同芬奶奶的组织下，每周四还有定期的歌会，老校友们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唱歌……
回望与反思
西南服务团老校友的访谈结束了，当听他们讲在云南的工作时，从征粮剿匪的校友牺牲到接收工作的艰难，从反右运动的打压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再到后来落实政策的苦尽甘来。讲完后他们都后悔，但不是后悔参加西南服务团，来了云南，而是后悔自己的最好的青春没有完全奉献给西南大地……以前不管是学到这部分的历史，还是看到这部分的历史时，文字总是以一种宏大叙述方式进行讲述，而忽略了书写这部分历史的个体。事实上，个体的奉献才支撑起历史的宏伟，这些老校友每个人身上都是一部历史。
这趟云南之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恐怕不仅仅是豪迈的精神口号，曲折的人生经历，更多的是心灵的成长，还有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于那段历史岁月而言，有些追述，有些感怀，显然太迟了，但愿我们用追忆能把岁月泡开。
我们要追问到底是怎么一种力量让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走向大西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扎根大西南？我们每个青年人应该去思考、去自问，并把从中得到的精神感悟成为自己人生选择的一个参考。可以肯定的是，这段被忘记的历史，不管尘封多久，都会指向未来。
用信仰让旗帜高扬，用精神让光辉永存！
他们这一群，经历过两个时代，
八年抗日，颠沛流离，
三年内战，斯民涂炭。
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编织着他们的童年。
松林坡下，嘉陵江畔，那暮夜灯光，星星渔火，曾记载过他们晨昏与共的艰苦岁月；
四牌楼下，鼓楼岗上，歌声、笑声、琴声、朗读声，曾铭刻下他们朝夕相处的欢乐时光。
两路口，菜园坝，为民主而呐喊的队伍；
“五·二〇”、“四·一”，血与火的洗礼；
新街口、珠江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
校园里，标语、壁报、演说、集会，为抗战，为解放而发出的怒吼。
……
建设如火如荼，
群情高歌猛进，
历经坎坷，出生入死，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六十年的朝朝暮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