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深深地记住了您年轻时的美丽模样，可我更爱您此刻饱经沧桑而焕发的青春容光。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校betway必威西110周年华诞。
回忆珍藏心中的青春岁月是美好的。四十多年前，母校betway必威西有一群能歌善舞、才华横溢的特殊群体，他们经历了学校大多数师生未曾有过的经历和生活。那就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南大文工团。可惜那些青春的花朵只剩下一个个岁月的花瓣了，我轻轻地捧着这些失落的花瓣，思绪穿越过几十年时光，回到了南大的校园……
南大文工团的三个通告
196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一心想报考北京大学，但父亲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南大比北大好。以至北京外交学院的提前录取通知书、解放军艺术学院复试通知，都被父亲“无情断绝”了。父亲崇拜南大，也许是他年轻时，参加革命前想上“中大”（中央大学，betway必威西前身）的梦想。我被录取南大中文系报到的那天，弟弟和我用一根扁担，抬着我的行李、脸盆、热水瓶等用品，从家里一路走到南园，几里路走下来，我俩大汗淋漓，刚到南园，弟弟突然“临阵逃脱”，抽出扁担就回家了。我守着大捆行李无助地四处张望，突然我看到南园黑板报下方贴出一则通告，内容大意是：X月X日请校文工团同学到XX地开会。我曾在江苏省委礼堂看过南大师生演的大型歌舞《红旗颂》，印象深刻。“你是报到的新生吗？”一位女同学热情亲切地招呼我，几位男同学帮我拿行李注册报到。那天，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南大文工团。
进校不久，我在南园黑板报第二次看到南大文工团的通告，大意是从新生中招考文工团员。记得我报考舞蹈团的那天，主考官是政治系的桑秀宜同学；她中等个头，眼睛明亮动人、但不苟言笑。我跳了一段舞蹈《女民兵》，未跳完她就叫停，把我吓了一跳，以为跳错了，“不用跳了”，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参加文工团后，我与同系的袁苹同学相识，从此，我俩结下了几十年姐妹情谊。那时，王香娥（地理系）、虞秀荣（外文系）、汪云芳（化学系）等同学都是舞蹈团的主要演员。我参演的第一个舞蹈是《洗衣歌》，桑秀宜扮演藏族小姑娘小尼玛，杨宏达（化学系）扮演解放军炊事班长，挎着脸盆载歌载舞，满台生辉。当时许多“追星族”女生问：那个演解放军的是哪个系的呀？那时还有一个男生舞蹈《飞夺泸定桥》，体现红军长征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舞蹈最后有一段过场，表现红军战士们一个个奋勇过桥的场景；因为人手不够，由校武术队同学担当。薛奇同学（化学系）当时在校武术队，他挥舞着大刀边舞边转，英姿勃发，桑秀宜设计让他第二次上场，扮演负伤红军战士，跳到台中央时用舞蹈动作表现突然“中弹倒下”。我扮演红军女卫生员，上去扶起他，再跳两个舞蹈动作，然后“英勇不屈”地向前进（下场）。动作简单，但我们反复排练，即便是过场戏也不含糊。以后，薛奇成了舞蹈团骨干……近闻桑秀宜同学已去世多年，但她对南大文工团有贡献，我们不能忘记她。
当年无论《飞夺泸定桥》还是《洗衣歌》等许多节目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那时校园文化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文工团每次在学校礼堂演出，门口和过道都挤满人，台上台下热情互动，气氛极为热烈。文工团排练多选择课余时间，每周１-２次。为了弥补占用的时间，我每星期天上午加班学习，有时为了应付考试，晚上熄灯后在8舍过道灯下突击复习功课，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当时是五年学制，学习成绩实行苏联“五积分制”，5分为满分，3分为及格（写作课为百分制）。期末考试，我除了俄语4分，其余各科均为5分。我不想让人说，文工团的人只会唱歌跳舞。其实，当年很多文工团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1965年寒假前夕，南园门口又贴出了文工团的通告，通知参加寒假文工队的同学集中开会。这第三个通告，让我无论如何不曾想到，这次会议以后的经历会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天，校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代表校党委出席并讲话。胡畏伯伯与我家是邻居，比较熟悉，他的讲话至今还有点印象。他说，组织寒假文工队下乡是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他将这次下乡与抗战时期文化下乡相提并论，都是参加革命……说得大家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座谈会后胡畏伯伯又给我父亲打电话，要求我在这次下乡的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和改造自己。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文工团各系精英，第一次见到时任南大团委书记的徐福基老师。徐书记任赴六合县南大寒假文工团领队，他用特有的上海口音普通话提出了“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彻里彻外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响亮口号。这句口号是南大寒假文工队的精神旗帜。在这面大旗引领下，艰苦奋斗、团结向上、无私奉献在寒假文工队里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和宏扬。同时它也是留给我们和母校南大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南大寒假文工队的那些事
1965年和1966年春节寒假，我有幸先后两次参加了赴六合县和溧阳县农村为贫下中农演出的重要活动。
六合南大寒假文工队，领导班子和编导力量用今天的话讲是阵容豪华。福基同志是领队，刘观庆（团委干部）、徐秉佑（数学系、校学生会副主席）、陈德之（物理系、校学生会文娱部部长）、李嘉曾（地质系、校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许一山（数学系、校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赵大羚（外文系、校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等师生组成领导班子。当年学校的“三大名导”，陆婉芳、孙德坤、陈慧兰三位化学系青年教师，及李忠清同学（外文系）组成的编导组，有力地保证了文工队高质量的表演水平。在六合县马集公社的首场夜晚演出，是一场寒冷而充满革命激情的露天演出。表演唱《纳鞋底》是表现农村妇女赞美爱情，热爱生活的节目，大多动作是坐在凳子上演唱，我们穿着单薄的彩服，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坚持认真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腿已冻得不是腿了，下台后同学们纷纷送来棉袄、大衣给我们披上。徐书记送来了自己的毛裤，一定要我穿上。而他则穿着单裤坐在台下为我们鼓励加油。为了一条毛裤，我们相互推让。几十年过去了，恍若昨天。《纳鞋底》“大嫂”扮演者是化学系蒋荷芳同学，后来是地理系王香娥同学。感谢两位“大嫂”热情温柔地呵护我这个“四嫂”，感觉上真像是我的大嫂……前些年大嫂蒋荷芳来京，我因为忙，与她只通了电话。后来传来荷芳逝世的噩耗，我后悔莫及，谴责自己错失了与荷芳倾心交谈的机会。
马集公社演出还让我难忘的是与金立昌同学（外文系）合作，用当地方言串场报幕，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临时抱佛脚当主持人。金立昌是文工团曲艺幽默大师，说六合话不成问题，他突击辅导我，比如将马集公社要念成mo（v）u zei公社，练半天也不理想，但换人已来不及了，我只有豁出去走上台：mo（v）u zei公社的贫下中农同志们！……停顿几秒钟后，全场欢动！这是我第一次当主持人。30年后的1995年，当我代表中国警方在首都主持召集新闻通气会（当时还没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时，我想起了马集那个寒夜的露天舞台，它是我当主持人的开端和起步。我为自己有这段经历而感到无比自豪。
扬剧是六合地区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寒假文工队就组织大家学唱扬剧，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作宣传服务。同学们用新学会的扬州话对话交流，轻松的气氛使大家很快熟悉起来。表演唱《请到我们这块来》，就是用扬州话演唱，生动活泼。几十年后，文工团培养的著名曲艺、舞蹈演员赵彭生（中文系）以特有的表演反串女生表演唱，竟能用扬州话一字不拉的唱完整个歌曲。赵（彭生）版《请到我们这块来》唱遍大江南北，达200多场，场场受到热烈欢迎。早已绝版的《请到我们这块来》通过赵版演唱得以传承。扬剧《犟媳妇》、《暴风雨中》、《八个蛋一斤》等剧目当年也深受农民群众欢迎，通过剧目，涌现出一批“扬剧明星”：吴兰珍（外文系）、周桂珍（数学系）、杨胜明（物理系）、沈瑾瑜（数学系）、赵大羚等。我至今记得吴兰珍迎着寒风无所畏惧的豪迈演唱，搏得农民群众阵阵喝采。扬剧演唱不仅强化了寒假文工队的宣传效果，而且拉近了城里学生与农民群众的心理距离。记得当时有农民朋友好奇问，“乖乖隆地咚！你们南大怎么有这多扬州人呢？”
男生表演唱《算盘响》，是寒假文工队每场演出中最感人的节目，尤其是陈全宝同学（数学系），扮演的“老地主”形象，堪称一绝！“老地主”的成功刻画反衬了贫下中农的苦难，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当时，陈全宝的“老地主”与李天赐（天文系）扮演的“狗腿子”是一对“黄金搭档”，无人比拟的“绝配”。
陆婉芳老师的独唱和孙德坤老师的独舞是寒假文工队最精采的节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专业文艺水平，每场演出都是压轴戏，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话剧《三顶帽子》是南大寒假文工队下乡演出时，根据马集公社党委要求，临时编创的节目。从领受任务到正式首演，仅用了两三天时间。我有幸参加了排演。剧本由李忠清、徐天心（化学系）、李嘉曾等同学根据马集当地干部不想当干部的情况编出了故事梗概，剧组边创作边排练，陈慧兰老师等任导演，李忠清扮演不忘阶级苦的老贫农、李嘉曾扮演公社书记、贾大龙（数学系）扮演忘本的生产大队长，最后在老贫农和李书记教育下，痛改前非，重新挑起队长重担。我扮演队长奶奶（当地俗称队长媳妇为奶奶），是个思想落后，贪财好逸的农村妇女，徐天心演反派、腐蚀队长夫妇的坏蛋会计、李凤英（化学系）演队长女儿。《三顶帽子》的成功演出，成为六合县当时教育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动教材，真正体现了那个年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
提到话剧《三顶帽子》，我就会想起李忠清同学，他对话剧的痴迷、执着精神令人尊敬，其舞台表演水平和舞台经验完全可以媲美专业演员。有次演出，剧情快结束时，侧幕不知为何没有按规定发出“刮大风”的效果，我们站在台上都傻了，下面戏怎么演啊？只见李忠清一个箭步，跨出门，看看天空说：要刮大风了！大家才松口气，赶紧接上后面的戏……李忠清帮助圆了场，表演最后圆满落幕。1968年国庆，我参加他自编自导并任主演的话剧《乌苏里江怒涛》排演。他扮演乌苏里江边中国老渔民，政治系教师林德宏扮演苏俄军官，我扮演串场报幕讲故事的中国女民兵。文革中，已留校当教师的李忠清遭受磨难，伤了一条腿。但他仍然充满真诚、激情，兢兢业业工作至退休。如今，忠清同学不在了，借回忆《三顶帽子》，向我们尊敬的学长表示深深的怀念和敬意！相信他塑造的老贫农形象一定镌刻在许多人的心中。
六合寒假文工队不少同学都写文回忆了发生于冬夜的救火事件。当时许多情节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家呼喊着争先恐后奔向火场，奋不顾身抢险救灾……彰显了那个年代我们年轻人自觉锻炼改造自己的觉悟和实际行动。
1966年赴溧阳县的寒假文工队，徐书记再次任领队，过桂珍（校团委副书记）、邹志仁（校团委干部）等老师具体负责，文工队的领导班子、编导组及参加成员虽然有变动，但六合文工队的革命精神和纪律作风依然不变。一批新生力量如陈亚娜（女声独唱，气象系）、杨胜明（男声独唱、物理系）、顾玲珠（报幕、演唱、外文系）、袁苹（舞蹈、中文系）、张有志（舞蹈、中文系）、李子发（舞蹈、物理系）、虞秀蓉（舞蹈、外文系）、施昌美（舞蹈、外文系）、汪晓霞（舞蹈、外文系）、邱镇坤（器乐、物理系）、吴安培（器乐、物理系）等同学挑起文工团大梁。溧阳县居苏南地区，农村群众爱看锡剧，我们就努力学唱锡剧（没想到我后来派上用场，这是后话），掌握了曲牌曲调；演出时，根据实际情况，即兴填词编创，保证农民群众听得懂。当时廖幼珍（政治系）、王天元（中文系）主演的《打铜锣》，喜剧效果最为强烈。
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是讽刺越战美国兵的曲艺节目，由金立昌编导，马文采（物理系）、张伯达（历史系）、金立昌、后来是李伯绪（地质系）等人表演。至今我还记得开头几句词儿：我们三个人呐，都是美国佬，我是个空军，名叫“往下掉”，我是个陆军，名叫“跑不了”……由于说唱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农民群众非常欢迎。
溧阳寒假文工队给我印象最深是小分队演出。为了满足农民群众的需求，文工队常常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乡、镇、生产队打谷场、库房，甚至农舍家里屋后，同学们个个都是表演多面手，谁缺席、立刻有人顶上，都想为农民群众表演更多更好节目。
有次小分队好像在一个汽车站里演出，袁苹等人表演《丰收乐》大头娃娃舞，需用的“大白菜”道具太大没法带上，临时决定由我蹲在地上扮演道具“大白菜”。音乐响起，“大头娃娃”们看见“大白菜”很高兴，手舞足蹈，拔呀拔，但总拔不起来……我的“大白菜”面部表情丰富，时而得意，时而生气，甚至愤怒，小丑怪相连连，现场气氛活跃，袁苹等“大头娃娃们”边跳边咯咯大笑，吹笛子的邱镇坤（物理系）乐得快吹不下去了……最后“大白菜”终于被拔起来，开开心心抱着下场了……掌声和欢笑声震响了屋顶。
还有一次，我和金立昌临时救场，说起了相声，金立昌上台先说：我有一件棉毛大衣（大意）。我接词：我有一个小皮夹子……说着说着，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天哪！金立昌脸上两道眉毛被画成两条又黑又粗的“蚯蚓”，不停地上下“飞舞”，从此，立昌同学荣获“金蚯蚓”雅号。
小分队演出，人手少，工作量大，众多的道具，行李也需人力来挑，文工队许多男同学都当过“挑夫”，挑过担子，特别是那些“领导班子成员”和做后勤的同学，他们挑着担子，在乡村田埂小道上，晃晃悠悠的身影至今让我难忘。“挑夫们”白天挑担，每到一地帮助维持现场秩序，客串节目，晚上张罗晚餐，烧开水等杂务。第二天又早早起床，招呼大家吃早饭，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中文系张公美（校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真是对不起，我不记得张公美演过什么节目了，但记住了他的外号，他忙忙碌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张公鸡”、“老公鸡”，廿多年后，“老公鸡”上北京找我，这次不再挑着担子，而是带着南大毕业的女儿张旌，女儿优秀，“老公鸡”革命本色不变，我尽力帮助他们，如愿实现了女儿“进京”的梦想。
想起了那场最后的演出
我常常想起南大文工团在文革前的最后一场演出。那还得从1965年暑假说起，南大文工团部分同学参加暑假集训，我们将席子和被单搬到文革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几张桌子拼成一个床，成了我们集训的住地。每天清晨喊嗓练功、白天排练节目，晚上讲评总结，近乎于军事化的生活。南京夏天是著名“大火炉”，排练地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特别是我们排舞蹈，一个舞蹈跳下来，衣服湿透，也没听到谁在叫苦叫累。排练舞蹈《武装泅渡》（由物理系李子发、外文系虞秀蓉领舞）时我们将武装带绑在身上，“枪”背在肩上练，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汗水的盐霜在张有志（中文系）、李子发等男同学身上“画了许多地图”，成为排练场的一道风景。
暑假集训排练的重点节目是大型演唱《革命红旗代代传》，取材于江苏省一位贫下中农雍如高的血泪家史，由孙德坤老师导演，顾玲珠（外文系）、周泽江（地理系），后来是宋家定（数学系）、李凤英等主演。其他同学参加合唱和表演唱来配合演出。
在排练过程中，有件小事很有趣，当时阎雪同学（生物系）担任剧中主人翁的母亲，随着悲伤歌声：“刚出生的小妹妹冻死在床上……”，我在后台侧幕扮婴儿啼哭声“喔哇，喔哇，喔喔哇……”，阎雪在舞台背景下“痛不欲生，手握绳圈上吊自杀”。为了要追求最佳舞台效果，短短的半分钟“哭声”，我和阎雪反复排练，她什么表情，什么动作时，我开始“哭”。
那年，江苏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要在南京召开。学校想让《革命红旗代代传》为大会演出，当时有很多文艺团体想为大会演出，其中有著名的内蒙古乌兰牧骑小分队，他们是全国文艺先进典型，专业水平高，名气大，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大家担心失去这次机会，后来了解到统筹这次演出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汤池是位新四军老战士、父亲的老战友，也是看着我长大的革命老前辈，父亲同意让我直接去找汤伯伯争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后门”哩。那天中午，我跑到他家，汤伯伯边吃饭边听我“慷慨陈词”宣传推介南大文工团……最后笑着说，哈，晓鸣啊，我被你说服啦……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一场激动人心的难忘演出。同学们带着阶级感情，铆足了劲演唱，台下雍如高等贫下中农代表们感同身受，随着剧情，他们悲伤着、高兴着……落幕时，台上台下许多人眼里闪动着泪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演出竟然成为上世纪60年代南大文工团的收官大戏。我们用一曲悲情而激情的演唱，宣告了南大文工团的辉煌终结！一场新的风暴将要来临了。
（未完待续）
（中文系1964级 吴晓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