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武，1942年3月2日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市），1960年毕业于浙江严州中学，同年考入betway必威西天文系射电天文专业，1965年毕业，并于当年留校在betway必威西天文系任助教，1980年6月提升为讲师，1990年12月聘为副教授，2002年4月提升为教授。
看南大的老照片，例如四五十年代的北大楼抑或东八舍，我们总会不经意地将彼时的光景和现在进行对比，除了旧时照片黑白色带给你时代差异感外，还有就是老照片背景里缺少现在布满校园的常青树和那北大楼绿绿的爬山虎。现在北园的那些参天大树，还有北大楼绿绿的爬山虎，总是默默地、“欢愉”地定格成为一届又一届南大学子毕业留影背景里那一抹绿色。
其实，默默欢愉地成为背景的岂止常青的树木和爬山虎，还有我们的老师，就像常青树给走过的学子提供荫蔽一样，我们的老师也一样给我们荫蔽，守望我们成长。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南大林荫道上随便走走，不经意擦肩而过的白发长者就可能就是某个学科方向的顶级大师。我们入学时，这些大师就在南大，我们毕业离开，他们依旧在这里。而今天我有机会用浅薄稚嫩的文字为大家记叙一位天文学家——天文与空间学院郑兴武老师，实在感到很荣幸。在思虑怎么开口记叙时，我只觉得，郑老师也像这北园里的常青树，在南大扎根，在南大成长，然后荫蔽后人，年复一年……
问及天文系的学生，他们都会说郑老师是一个传说。他们口中传说的含义可能不太一样，但包含的意思都可能是指郑老师在科研领域所取得的传说般的成就。郑老师长期以来使用大射电干涉阵（VLA）和甚长基线干涉阵（VLBA），致力于星际热分子谱线和非热脉泽分子线辐射观测，研究领域包括巨分子云、大质量分子云核和大质量原恒星形成、天体物理脉泽、原恒星盘和分子外流中脉泽动力学、河外星系盘中超脉泽、银河系脉泽视差和自行、银河系结构和运动学等研究。研究取得两项重要成果：（1）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利用甚大阵（VLA），观测大质量恒星形成区的星际NH_3分子线辐射，从分子云核的多普勒频移测出旋转速度梯度11±2 km/s/pc，估计分子云核的质量约为10个太阳质量，年轻OB恒星的质量为20个太阳质量。这是国际上最早发现和测量出大质量分子云核旋转的工作之一，为恒星形成理论研究中动量转移提供了观测依据。（2）与紫金山天文台徐烨研究员、哈佛-斯密松天体物理中心资深天文学家Mark Reid博士和德国马普射电研究所Karl Menten教授协作，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用甚长基线干涉仪（VLBI）高分辩率观测与大质量恒星形成区成协的甲醇分子（CH3OH）脉泽（一种亮温度超过亿度，最高可达万亿度的宇宙激光），测量它们的三角视差和自行，导出它们的距离和三维运动速度，获得甲醇分子脉泽在旋臂上的分布和远动，研究银河系旋臂的结构和动力学性质。首次观测银河系英仙臂中一个大质量分子云核W3OH中的甲醇分子脉泽，精确测量出这个脉泽到地球的距离6360±40光年，测量精度达到2%，这是有史以来天文学中对如此遥远的天体，精度最高的距离测量，彻底解决了天文界关于英仙臂距离的长期争论，也为用天文三角视差方法测量遥远天体的距离打开了新的纪元。2006年1月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是该期杂志的封面导读论文。该项研究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2009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一等奖。
其实作为非专业人士看待郑老师的研究并不能窥探究竟，于是我就很傻地问郑老师项目组关于英仙臂的研究到底难能可贵在于何处？郑老师说：“天体研究中天体之间的距离是十分基础的研究，但是精确地测量却十分有难度，过去用建立物理模型的方式来计算天体间距离还是有一些缺陷，得出的数据并不精确，而我们用几何三角的方法直接进行测量精确度要高得多，打个比方而言，你把一枚硬币放在月球上，我们用VLBI的方法在地球上能清楚地知道它是正面还是反面。”事实上，困难的可能不仅仅是精度的突破，还在于测量时机的捕捉，并非所有的观测都有观测成果，只有长期的坚持才有可能获得最佳观测信息，这也可能是郑老师用VLBI观测天体物理脉泽持续20多年的原因。
古语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我们绝非因为郑老师的盛名而想了解郑老师更多，而是为了更加客观真实记叙郑老师本人。
与郑老师数次见面，他十分平易近人，作为教师，给学生这种感觉真是再好不过了。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特别是从哈佛回来后，他主要从事“实测天体物理学”以及选修课“射电天文”的教学，手把手地教学生们使用射电望远镜、光学望远镜、太阳塔等设备，教学生实验得出太阳光谱、射电辐射等数据，他手把手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又都成了行业的精英。留学德国的张波博士说到郑老师时十分感激，回忆在南大的读博岁月时他愉快地说到：“刚来南大时候要和学界的泰斗学艺，心里面十分紧张，但是郑老师跟我说我们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师生。”张波博士还说“我在南大两年多，也很少遇到如郑老师这样对学生如此亲切随和的教授。”郑老师专门给他一个人开了一门射电天文入门课程。郑老师给他上课的地点更有意思，因为是一对一教学，有时在会议室，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就在郑老师家里。而每次在家里上课，郑老师和师母都会留张波吃饭。而今在德国，张波对郑老师家的饺子始终念念不忘。
郑老师自1998年被聘为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客座研究员，2003年被中科院上海天文台聘为客座研究员。因此，郑老师这些年每年都在忙碌着，似乎岁月从来没有流转，似乎自己还一直停留在四五十岁的青壮年时期。从1998年开始，郑老师每年都要去新疆天文台工作一个月，我第二次见到郑老师是12月份他刚从新疆回来时，郑老师的装束还似在风尘仆仆的路上。他坦承在教学研究这块，新疆这样的边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有差距的，自己愿意过去一方面是新疆拥有较为良好的观测环境，另外也是希望自己能做一点贡献。在新疆工作的日子，他结识了很多好友，例如北大的吴鑫基教授。吴教授评价郑老师学术水平高、热情高，为新疆天文台的发展倾注大量心血。谈起这些，郑老师嘴角的微笑告诉我们，这于他而言也是段美妙的时光。
如果抛却科学家、教师的身份，郑老师也就像你在南京某个胡同随处可见的小老头，他的头发有点白但眼神慈祥，他的额头有些皱纹但嘴角总是挂着微笑，他的背有点驼但步伐还很稳健。他的喜怒哀乐和大家并无差别，他爱自己的家人，喜爱他的工作，喜爱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郑老师是个乐观的人，他嘴角的笑容总让你觉得遇到什么事情他也总是有办法的，虽然生活中有过的困难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从未改变过他乐天派的心。郑老师曾患过结肠癌，经过治疗得以痊愈，谈起这个，郑老师毫不避讳地说：“我是患过癌症的人。”说这话的神情大致就像小孩子之间互相慰藉时所说“我是患过癌症的人，你有我惨吗，我不也过来了吗！”这可能也说明我们常说的一个理：老头和小孩的脾性大致是相同的。郑老师同样有过很多烦恼，但因为他的乐观，烦恼总算是少一些，牢骚也就少一些。牢骚少一些，就能多静下心做点工作，做些科研，或许因为这样成果多一些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郑老师是个朋友很多的人，因为他是个朋友缘很好的人，就像他和他的学生说的那样，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老师。郑老师打心底里认为教师与学生能够相遇本就是缘分，大家本就应以朋友相待，只不过闻道有先后，他闻道稍早罢了。正是这样的心态，他的学生遍天下，他的朋友遍天下。30年前在哈佛的日子，年轻的郑老师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天文专业留学生，他担任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时一样也给当时异国他乡的学子们带去过很多欢乐，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郑老师是个淡泊的人，喜欢低调安静的日子，不喜欢被教学科研以外的事情所打搅。他对自己的全部评价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这也就是他最喜欢的别人对他的肯定。的确，郑老师在科研上做出来的贡献十分显著，而贡献更为显著的是他辛勤的教学，他的教学传播了技术和知识，这些知识和技术就像是希望一样，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探寻自然科学行列中来。
岁月流转，容颜老去，郑老师依然保有一颗常青的心。对于教书育人工作的喜爱、对于科研工作的喜爱、对于仰望天空的喜爱、对生活的热爱，永远溢满他的心头。对于学子而言，他就像北园的一颗常青树，成为毕业留影中的背影，给一届又一届学子留下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