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betway必威西物理系是在1952年。
建国初期，新中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全面封锁，只得向苏联学习，因而有教育战线上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大动作。就在此形势下，我从浙江大学调到了betway必威西。记得和我同时从浙大调来南大的还有叶彦谦、么枕生教授。还有卢鹤绂教授去了复旦，浙大的理学院调整掉了，成为工科性大学，实际上浙大的理学院在国内学术上有一定地位，所以这样调整，浙大很有意见，但也没有办法。1956年浙大还想把调出理学院的教师调回来，当然也不可能。
我到betway必威西物理系后参加了多次会议，主要解决思想问题，提出“一边倒”，倒向苏联，全部学习苏联，现在看来这个口号片面性很大，但那时的形势也就这样做了。另一个问题是物理系的办学指导思想，强调应用。新中国刚成立，要赶快建设好国家，这个愿望大家非常强烈，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也认为对金属物理的研究很重要，所以我们物理系就首先确定了对金属物理研究和对金属物理专门化的建设。
在教学上也反复讨论了教育计划。我被分配去化学系上物理化学，去气象系上理论力学。我在浙大也是教理论物理的，因此教课中偏重理论，学生反映听不懂，我自以为教得不错啊！开始对学生的意见接受不了，经过思考就想通了，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收获，应当从客观反映和实践效果来检验自己的主观努力。在浙大我讲量子力学、固体理论可以讲得深些，那是物理系学生，现在对象不同了，要求也应不同，就应从这个实际出发，经过思想斗争想通了就改。这是我到南大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第一次碰到的问题，对我教育很大，也是很大的收获。
对教育要改革，学苏联，要设专业、专门化，这对我是第一次听到。要有教育计划也是第一次听到。要成立教研组、专门化，都是新鲜事。要成立什么样的教研组、专门化呢？要成立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那时感到国家要加速工业化，成立金属物理教研组专门化最需要，所以在1953年首先成立。过去我接触的是固体物理，对物质结构了解不深，但金属是固体啊！可能由此缘故，就把金属物理方面的工作交给我，施士元先生熟悉X光，用X光分析金属结构的工作由他抓。我从事固体物理研究，是搞基础理论。金属物理是固体物理的一部分，但它偏应用，故实际相差很远，认识很不足，当时一提金属物理，就想到铸锻加工、热处理等，实际上仅是金相、金属学等，离固体物理甚远。这些对我来说根本是外行，但工作需要，只得硬着头皮上，不懂，只得再学习。学习这些实际知识——金属学、金相学等，但自己学很吃力，真是“隔行如隔山”。如何办？只有找专家去学，到外单位去学，于是就到南京工学院去听高良润（当时还是讲师）的课。我和燕恩光每周都去听金属学课，很有收益。1954年暑假和王业宁去沈阳金属研究所，向内耗专家葛庭燧学金属内耗的研究，向所长李熏学（他也曾留学英国，我们熟悉）学钢铁、冶金。在金属所从基本的开始，内容广泛，金属学、材料测试（测强度、硬度等），拉单晶，这是我第一次拉出单晶，学了使用马福炉退火等等。对金属的概念才清楚。王业宁着重学了内耗，回来建立了内耗实验室，她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成绩。这次学习很有好处，回来就添置实验设备，建立了有关金属研究的实验室，才比较完整地建成了金属物理教研组，这可说是南大第一个建成的教研组，很受到重视。我开金属物理课和固体物理，讲金相学，另外金属的结晶、X光分析课由施先生讲授，这些课我也没有学过，所以我也去听施先生的课。还和施先生一起翻译一本苏联的结晶学，我翻译了几章，由于我俄语差，文字水平低，施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帮我修改，这些对我业务上的提高，都有很大好处。教育部还请来一位苏联金属物理专家华西里耶夫来系讲学，他较片面，对我们开的课有看法，说我们数学讲多了，当时我思想很不通，认为作为物理系学生还是不多的，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实际与理论的关系，要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当时南大一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另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听党委书记、副校长孙叔平同志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对我们搞科学技术工作很有帮助，对我们做业务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对我影响确实很大，提高了我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加深了物理学上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如黑体辐射理论的发展、对量子力学、相对论的认识等，都和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对物理系的建设也会起指导作用。即使我离开了南大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也仍然很有帮助，使我工作有了方向，就安心干，没有思想顾虑，没有东想西想，这源于正确世界观的指导，所以我再三说孙叔平同志的哲学课很有帮助。再有一个活动是全校教师突击学俄语，为了学习苏联。我学得不好，但也学得些基础，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业务书。学苏联并不意味着不要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西方封锁敌视我们，从翻译苏联的科技资料看，苏联学国外先进科技也很厉害，好多西方科技书他们有翻译，所以还可以学到东西。
那时可贵的是大家都有股劲，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新中国搞上去，要富强起来，不能再受外国人欺侮。“封锁”我们不怕，拼了命要干上去，因此大家努力学习提高，学科技、学政治理论、学俄语，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水平赶快提高起来，为新中国多作贡献，这股劲是极为宝贵的。
那时的问题是政治运动多，1955年肃反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都有些怕，但主要是政治学习，故影响不大。我的精力是在教学上，除了开出量子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外，对金属物理专门化学生，要求按苏联的教育方法做毕业论文和参加生产实践，到南京机床厂参加生产实践，内容有浇铸、锻炼工件、熟悉生产工艺等接触生产实际。这些都是新鲜事，大家很起劲。我是带李正中的论文，后来是张杏奎。施先生是带刘圣康的论文。因为是刚从金属所学后归来，从葛庭燧处学了内耗，就想从理论上提高一步，想用热力学统计物理使内耗理论得出普遍的理论公式，可用自由能求出内耗强度来，还可做空穴的内耗工作，和李正中做有序、无序的内耗论文。这方面工作应该可以更好开展，可惜未能继续下去，我转到别的工作上去了。我和施先生是系里第一批各带了一位研究生，我的未带成功，他兴趣不在此，施先生带的是洪永炎，学成毕业。
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国家要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我和魏荣爵先生去北京参加，让我们安心工作，“关”起来三个月，专门研究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我的专长是固体物理、金属学方面，故让我参加关于半导体材料方面的规划。同组的有卢嘉锡等，另一半导体组有黄昆、洪朝生等。此工作结束后，由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我被留下来参加这方面规划的制订，在研订中我着重于固体物理的发展。我正在搞金属物理，故提出相的研究，所以后来betway必威西曾专门请专家讲相变理论，以深入开展相的研究。十二年科学规划对国家科技发展打开局面很重要，当时虽未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明确口号，但科学作为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理论研究要和生产实际相结合等，思想上是明确的，认识到这个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的确，这是国家领导的重要职责，对科学如此认真地长期规划在我国是第一次，只可惜后来政治运动太多，干扰太多，没有能严格的抓好，否则我国的科技发展会更快、更好。比如半导体研究那时日本和我国差不多水平，有些我们还好些，由于没有抓紧抓好，就大大地落后于日本，这是很可惜的。
在规划的制订中，科学家在一起认真地展开讨论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记得在固体物理讨论中黄昆就主张要从点阵力学、声子的研究入手，以解决超导问题。当时是一个大家争论的问题，后来黄昆到苏联去请教了朗道，朗道很赞成。其实用声子解决超导问题的想法，泡利在1948年就提出来了，那时我留学英国参加超导研究，泡利在瑞士苏黎世召集低温讨论会，我参加了，我和Born一起提出了一篇超导报告，会上一般的看法认为超导不一定是能带的事，而主要是声子，泡利就是这个看法，印象很深，认为声子是超导的主要原因由此而来，对此我一直有不同看法。所以在1956年提出声子的意见和泡利的一贯思想相吻合，对我们提出电子相互作用、库伦相互作用产生超导原因，人家并不赞成，但我认为是对的，我是完全肯定的，这可拭目以待。就在这时候，BCS理论、博戈留波夫（Bogoliubov）理论都出来了。1957年开始，可以说BCS理论一统天下，至今还是占主流，但困难不少。这是个方向问题，牵涉到发展，非常重要，掌握不好，影响极大，对半导体如此，对超导也同样，对学术上重大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各自的看法，这是正常的。
“规划”搞了3个月。到10月又参加高教部组织的访苏代表团，曾昭伦部长带队，有三四十人，有好几位大学校长，北大校长、吉大匡亚明校长、南工院长等，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学，还有研究所，其中有著名的朗道的低温物理研究所。
访苏归来是1957年初，上半年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鸣大放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科研，1959年又有反右倾。其时钱三强来南大，动员要大搞原子能。那时江苏省科委也要搞两个攻关，即大搞原子能和组建半导体研究所。省科委这两个方面工作的负责人都来邀请我，我也去了。后来南大也要搞，要成立核子物理教研组、半导体教研组，发生了矛盾。如何办呢？酝酿了一阵，后来还是各搞各的，我就回到学校。
访苏回来后，开了场论课，超导理论上我有自己的看法，进行了几次演讲。同时有李正中等参加写下了“固体物理学”这本书，1959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是当时一些高校物理系用的教材。由于我做了这些理论性的讲演，有的领导就批评我，说已经在搞实际的东西，为什么又要去弄抽象的理论呢！可理论组的教师确实很欢迎，这使我犹豫起来。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和施先生都到了核子教研组，那时大跃进的形势，虽然有些过头，有盲目性，但思想活跃，大家干劲很大。酝酿中的教研组纷纷发展壮大，除已较有基础的金属、声学、无线电教研组外，半导体、磁学、核子、理论等教研组都很快发展巩固起来，形成一个领域宽广全面展开的物理学系。这儿我仅起了一些推动作用，这是基于我在固体物理、理论物理、金属物理、原子能等方面有所了解，根本还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为了集中力量，当时领导要我和施先生去核子组负责，在大搞科研的形势下，也是为更好更快地建设教研组，大家分别承担科研项目，我的一个组承担了双聚焦谱仪的研制。首先要提出一个研制方案，大家查阅资料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理论计算，这是个磁谱仪，就要设计磁场，要抽真空，作放射源，必需的电子测量设备等等；不是完全抄人家的，而是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方案是不错的。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真不少，工作量也很大，就不断学习，向懂的人请教。如电子线路上的问题，请严志华来讲课；真空我们也不懂，一度把放电现象误以为出讯号，经深入研究，才发现了对Pachen-Beck效应问题并得到解决，就这样在不断克服困难中终于成功把谱仪做出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师生也就在这种科学实践中得到了真正的锻炼，我们核子组中不少教师就这样培养出来的。这时期其它教研组也都做出了成绩。从整体来说大跃进工作是有损失的，但如有踏实的作风、科学的态度，也能做出成果且培养锻炼了人，对核子组来说也是为后来加速器的研制奠下了有利基础。
1960年下半年突然学校要我马上去北京接受重要任务，也不知什么重要任务，后来才知道是搞核武器，说由二机部借用我，要还的，三分之一时间在二机部，三分之二在南大，南京、北京两地跑。事实上是借而不还，仅年余，不让我两地跑了。1961年，由于国家需要正式调我到二机部即核工业部，我才离开了南大，在北京九所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具体任务是研究用炸弹的爆炸力以推动金属来压缩核燃料，达到核裂变的连锁反应而致核爆炸。这是原子弹的重要环节，需要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的知识，也需要炸药的知识，当时国内有如此多方面知识的人很少，我对炸药也是外行，要摸索、学习、研究。当时国家有保密规定，我的工作属绝密，如何对外说呢！规定我不能说在研究固体物理，如这样说，内行人就会知道，反而会泄密，允许讲在研究核反应、加速器、反应堆等。有几次回南大，同事们要我讲讲工作情况，在核子组我就讲核能、原子核的输运、种子输运等，我懂得一些，总可以讲一些。但到底不在做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就讲不好。内行的施先生是觉察的，他感到奇怪，我又不能说清楚是规定不允许我说自己正从事的工作，所以真为难！
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有核试验事，要去新疆基地进行，由国家科委组织进行。它有另外一套内容，也很复杂，国家科委也向二机部要人才，开始也说借，又把我借去了，也是借而不还，我就到了二十一核试验基地任技术上的负责人。1964年我国核爆炸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多么振奋人心啊！一直到1984年，年龄不让人，对我来说，那儿的任务也差不多了，经领导安排把我调回北京，在国防科工委的科技委任常任委员，后来任科工委科技委技术顾问，实际上是顾而不问，不穿军装没有军衔的军人。在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些基础研究，我这次到南大做的几篇报告，就是这段时间的工作。到南大我是回到了老家，有同志说我在物理系对几个教研组的创建和发展起了作用，我想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我接触面广些，说起来真有多大作用，还是很惭愧，工作还是靠大家、靠领导一起撑起来。
betway必威西发展得很快、很好，物理系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不少同志做出很多优秀成果，令人振奋。回忆那段艰苦奋斗时期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应当总结一下我们所经历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
有几个问题应当探讨，我的看法如下：
一、关于物理学科今后如何发展问题（略）
二、关于科学研究思想的泉源问题
科学研究的思想还应来源于实践，要多接触实际，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要你去认识、解决，必然逼着你去思考，思路就这样活跃起来。就是碰到问题要认真思考、要虚心学习，要刻苦钻研，看准了要抓住不放，坚持不懈干到底，尤其是遇到困难要下深功夫。我看到我们物理系的同事凡取得成功者都下了深功夫，这是成功者必由之路。
三、要注意协作
这是指各方面的协作，是大协作。关起门来自己干，搞封闭式，现在已行不通。我们搞物理的虽然对基础知识、原理很熟悉，也扎实，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碰到大量我们不熟悉的问题，如工艺、试验中各方面的条件与因素如何掌握与控制等等，这就需要靠有关方面的技术人员、专家共同攻克难关，这样协作是有效的办法。虽然利益分配上要给人家一些，但你也得到了，否则人家固然分不到利益，但你不成功不也同样没有嘛！或者搞出个小成果也得益不多。开放政策就是要大协作、出大成果、效益高，大家得益。开放政策也是让我们熟悉的基础理论从课堂上、学院内解放出来，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起指导作用。另方面也是把国内外的新技术、新设备引进实验室来为基础研究服务，所以我们胸襟要宽广些，在开放中要善于和人协作，那末你就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大成果、出好成果。
四、关于编写教材
编写好教材对培养学生至关重要，我认为好的教材内容上要分主次，可以分成两部分，即正文（指主要章节）和附录。正文是基本的理论知识，主要把概念讲清楚，至于那些繁杂的具体数学推导放到附录中去，对学生要求一定要把正文学懂学通，那末附录学生自己也能解决，这样比较好。
五、关于学术论文的质量与数量问题
现在学术论文有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不良倾向，这很不好，我很反对，实际上这是治学的作风问题，我们做学问写论文应该是严谨的，论文一定要讲求内容和效果，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求数量才好。
六、关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队伍建设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老中青三结合极重要，中青年是主力军，老的是参谋。
知识靠积累，能力靠锻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际工作的锻炼，知识和能力一般也随之增长，所以老的看问题会远些、深些，所谓老马识途，因此科技工作要有学术带头人，他的重要作用是在科技发展进程中看准方向，能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看不准方向就走弯路，吃大亏。而年轻的思想活跃、敏锐、反应快、精力充沛，这是很大长处，老中青相结合，能拧成强劲的力量，各方面的特点、特长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科技组织工作上极为重要的事，可以说是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在科学史上有许多事例可资证明，如玻尔提出的原子理论，得到卢瑟福的支持；海森柏提出量子力学时仅是20多岁的一位年轻教师，得到马克思·珀恩教授的尝识。因而使他们的理论得以顺利地发展，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说明年轻学者的明锐思路和年长学者的学术上广泛深远的长处相结合，这是科技快速顺利发展之途。
七、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指导
这非常重要，其核心是求真理的精神，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工作就做不好。我是浙江大学来的，大家知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非常强调求真理，把“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才把浙大办好。今天南大发展得很好，特别是物理系很有成绩，我看就是领导和师生员工都有追求真理讲科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现在应有更广泛的含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等都是方向性的，含有真理的意义。
以上都是我的回忆和看法，由于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和时间已很久，30多年了，记错讲错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总之，这几十年betway必威西成绩是大的，物理系学术空气是浓的，许多工作取得成功，成果突出。这段历史值得总结，这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前进。祝我们物理系更大的成功！更好的前进！
（本文系1991年6月程开甲先生在betway必威西专家楼的口述，物理系曹天锡老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