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叶子铭老师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苏州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使用的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的主持人就是叶老师。那本教材的编写者有好几位，可是在那一串名字中，我却一下子就记住了叶老师的名字。因为“叶子铭”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在我看来有一种视觉上的庄严周正的美，并且，叶老师在betway必威西任教──南京是我的故乡，betway必威西是我一心向往的学术圣殿。年轻人总是有一些没什么道理好讲的梦想，那时我就没来由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有一天，我能到南大去做这个叶老师的学生就好了。
没想到，我的这么一个“一闪念”后来真的梦想成真。要说缘分，我和叶老师之间，应该是有缘分的吧。
一
我是1986年来南大读硕士的，在南大跟了叶老师五年，从硕士念到博士。1991年博士毕业后留在系里，仍然在叶老师身边做学生。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由一个稍识愁滋味的青年，变成了两鬓飞霜的中年人，学术研究也成了我生命中最主要的内容——而我的学术道路，正是在叶老师的引导下，才走到今天。
叶老师在海内外学术界以研究茅盾著称，他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是茅盾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由于在茅盾研究方面声名卓著，加以实际主持《茅盾全集》的编务工作，人们往往习惯性地把叶老师视为茅盾研究专家，而对他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总体成就认识不足。实际上叶老师的学术视野极其宏阔，他给我们上课时讲到的东西方文学的两个“三角形”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体现出他对整个现代文学是有着一种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的，而他在课堂上对当时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如数家珍，更显示出他努力走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旧有模式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体系的自觉。尽管叶老师的这些研究心得和研究观念由于事务性的拖累（我入校后不久他就担任betway必威西研究生院副院长，同时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四两届学科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组第一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三届学科专家组文史成员）而没有化为学术成果保留下来，但从他的讲授中，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叶老师既是一位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整体观的现代文学研究者。
叶老师的历史感和整体观不仅体现在他课堂讲授的具体观点中，还表现为他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全新认识。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港文学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中长期“缺席”，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台港文学开始有所“输入”，但“主流”学术界并没有把它太当回事。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主流”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叶老师以他的学术敏感和对现代文学的深刻理解，走出思维惯性，打破学术偏见，不但充分认识到台港文学的重要性，而且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为落实台港文学进入betway必威西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所规划。1987年，他将海外著名作家白先勇请到betway必威西做学术报告，在学校引起巨大反响，对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产生强烈冲击——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白先勇的演讲中第一次真正认识台湾文学。
1988年我硕士念了两年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南大中文系“提前攻博”大概是从我开始，不知在文学院百年历史上，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历史纪录”），导师还是叶子铭老师。入学后在我考虑博士论文选题的那段时间里，叶老师让我整理白先勇1987年来betway必威西演讲的录音——这对我后来走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道路，影响至巨。因为在此之前，我的副导师邹恬老师在征询我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曾问过我对台港文学有无兴趣，我当时心存疑虑，颇为踌躇，并没有马上表示将来有志研究台港文学。在《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一书的《后记》中，我这样写道：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的导师叶子铭教授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白先勇在南大演讲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白先勇那次来南大所做的题为《台湾文学的发展》的演讲我是去听的，对我（当然也包括当时在场的绝大多数听众）而言那可以说是一次关于大陆以外华文文学的最初启蒙。不过，当时听白先勇的演讲凑热闹的成分大于专业兴趣，听后也只是对台湾文学留下了一个大致印象，并没有产生要研究的念头。由于录音整理工作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听录音，因此整理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读”和“回味”的过程。这次录音整理工作，使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轮廓有了一个扎扎实实、相当明晰的认识，也激发起我研究台湾文学的兴趣——我发现，台湾文学中的许多文学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其中的学术研究空间，十分巨大。因此，当一段时间以后，邹老师再次问起我是否考虑以台湾文学作为论文选题时，我明确表示愿意研究台湾文学。
现在回头想想，当初如果不是邹老师找我谈话，不是叶老师让我整理白先勇的演讲录音，我也许就不会走上台湾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道路。作为学科带头人和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叶老师和邹老师当时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有过总体设想的。记得在我读硕士的时候，邹老师有一次跟我提到，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在betway必威西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不知道我后来的整理白先勇演讲录音、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乃至留校任教是不是他们这种总体设想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叶老师和邹老师的引导，我的学术选择和学术道路，可以肯定一定是另外的一种情形。”
正是在叶老师和邹老师的引导下，我走上了研究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道路。
如今，我不但累计为作家班、本科生、硕士生、海外硕士生班和博士生开出了五六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方面各类不同层次的课程，基本建立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课程体系，培养了人数颇为可观的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为论文选题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的研究成果。1993年初，在叶老师和邹老师的规划和指导下，我协助两位老师向学校申请成立“betway必威西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并获得批准。2003年，学校开始自行增列和自主设置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我代表学科和专业，向学科评议专家们陈述betway必威西设置“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已经具备的条件，并顺利获得通过，使南大成为全国首家拥有“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的单位——这一切都使南大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教学和研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饮水思源，如果没有叶老师和邹老师对现代文学的完整理解和对学科高瞻远瞩的设计、规划、安排和落实，betway必威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要改变只专注大陆文学一支，实现对包括台港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完整”覆盖，并最终辐射到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进程，大概就要滞后很多年而难获先机。对我个人而言，叶老师和邹老师充满人情味的引导，不但影响了我的学术选择和过去20年的学术走向，而且还将对我今后的学术生涯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二
从做叶老师的学生到后来留校工作，20年的师生交往，在我的脑海中有很多关于叶老师的记忆。这些日积月累的各种记忆，已成为我人生内容和生命情感的重要部分。
叶老师性格随和，为人慈善，望之温润，却自有力量。我读研究生时学界中的有些青年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对材料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化，就急切地将一些不够严谨甚至是不严肃的结论形诸文字，以求“成名要趁早”——眼下浮躁的学风，其实是其来有自。对于这种“治学”风格和学术“路子”，叶老师难以容忍，多次在我们面前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并明确要求我们未经他的过目、允许不得随便发表“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学问先做人，学风恶劣，反映的是人品不正。先道德，后文章，这是他的原则，也是他要求学生为人为文的标准。
叶老师做事认真，处世谨慎，体现在治学上是严谨，体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上是严格。我们不论是和他谈学问，还是和他交换对日常事务的看法，他都要求我们从小事抓起，注重细节（学术细节和生活细节），不允许不认真，因为不注意学术细节，落下的是“硬伤”；不注意生活细节，表明的是“小事做不好何谈做大事”？叶老师的认真和谨慎在熟悉他的朋友中是出了名的，他能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原因固然很多，但应该说与他的这种个性和人生态度也有密切的关系——认真和谨慎，正是一个优秀学者必备的、重要的素质：因为认真，方能治学严谨；有了谨慎，才能思虑周全，在学术上远离轻率。
由于我的个性偏于内向和拘谨，在叶老师那里可能被“解读”成了稳妥可靠，有许多事他喜欢交给我去做。上个世纪80年代，像叶老师这样“级别”的教授出差，学校会让车队派车接送，接送时需要有一个人去车队“带车”，我便经常被叶老师点名“带车”，当时自己能被“点”中，接送自己尊敬的老师，是很有自豪感的。记得有一次叶老师从外地出差回来，火车到达南京是半夜，师母汤淑敏老师让叶雷（星辰）和我一起“带车”去火车站接叶老师，回来后汤老师已做好了宵夜，鸡汤挂面，还有一个水潽蛋。冬夜里的那碗鲜热的面条，和叶老师一家温馨、幸福的家庭气氛，至今想起来还如在眼前，令人感动。后来我和叶雷、雪泥都成了好朋友，1989年夏天，在紧张的形势中我曾在叶雷的小屋住过一晚；许多年后雪泥从国外回来，还送给我太太一个精致的礼物。汤老师是大陆最早研究台港文学的学者之一，可以说在专业上也是我的老师，1989年我第一次以博士生的身份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海内外许多学者都是汤老师介绍我认识的。在叶老师众多的学生中，我大概是和叶老师一家每个成员都熟悉的一位。
就在我毕业留校工作后不久，叶老师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先是严重的失眠，后来又有了忧郁症，接着是帕金森综合症，腔梗，最终发展到脑萎缩。那段时间，汤老师、丁帆老师还有我陪着叶老师在南京的几个医院之间辗转寻诊，汤老师还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了解能够对叶老师的病情有所帮助的治疗手段，叶雷、雪泥也不断从国外传回相关的医疗信息。叶老师的学生，不论是留在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的，都十分关心叶老师的病情，或来电话询问，或亲自前来看望，大家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叶老师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然而叶老师的病情还是日渐严重起来，先是语言慢慢出现障碍，接着是行走越发不便，到最后，他只能长期卧床了。
病魔虽然越来越狰狞，可叶老师却一直在努力与之抗争。有一次我和丁帆老师一起去脑科医院看他，医院有一种测试病人记忆力的方法，同一个问题在间隔几题之后会再次出现，并且有的问题带有否定性的诱导，如“你是否见到亲人叫不出名字”之类，在丁老师按医生的要求依照试题对叶老师进行测试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叶老师对这类带有否定性诱导的问题的抗拒——他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他对那些有损记忆力正常的人自尊的问题，一概用否定来表明自己不属于试题所针对的那种人。我当时被深深地震撼了：叶老师虽然病了，可是他在病魔面前的倔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竟是那样的有力！
可是叶老师终于还是在病魔面前败下阵来，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看着他一天天地躺卧病榻，陷入沉默，却无能为力。到后来，我们有时不禁议论：叶老师还有意识吗？似乎他已经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可他抓住我们的手不放时的情景，又令我们怀疑判断他没有意识是否正确。有一次叶老师病危，我值夜时询问医生，医生的回答是，他其实是没有意识了，他抓住亲人、学生的手不放不是意识反射而是脊椎神经反射——原来后来的叶老师只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2005年夏天，我受系里推荐并通过学校选拔，要去美国的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做短期访问学者。行前我特地去医院看叶老师，在他耳边告诉他我要外出一段时间。原本想四个半月一晃就过去了，叶老师生命力顽强，几次病危都抗了过来，以当时尚属稳定的情况看，料不至于有什么大碍。临别前我在他耳边说我回来后再来看您。
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老师。在美期间我得到了叶老师病逝的消息。从美国回来后，我还是去了校医院叶老师住过的病房，房间是空的，叶老师已经不在了——他已带着他的认真、谨慎、严格和尊严，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独自远行。
叶老师，您远行的路并不孤独，因为有学生的思念相伴！愿您一路走好！
（刘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