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前，总要翻几页书。昨天打开的是周勋初先生与余历雄博士合著的《师门问学录》。来自马来西亚的余历雄，在师从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居然把三年间师生论学的内容作了完整的记录，这才有了这一本周氏《论语》。
在翻看着这份古代文学教与学的笔录时，我仿佛听到周先生正用他浓浓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成为周先生的弟子，这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但周先生一直很关注我的成长进步，有信必复，勤加勉励。前年，我在二条巷搞人口普查，一年间，常去二号新村周先生家问安，先生总是热情接待，和我纵论学问人生。有时访而未遇，先生听师母说后，必会送两本他自己的著作，放在我单位的传达室。先生的这份诚挚和对后学的关怀，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风范，让我感动不已。这也正是我读《师门问学录》感到特别亲切的原因。
在读着《师门问学录》的时候，师从王气中先生学习古代散文的情景也一幕幕涌上心头，让人感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记得1986年初夏去先生家面试的时候，事先非常紧张，不知这位已84岁高龄的文学史研究名家会问出怎样高深偏僻的问题，我终究只是个21岁的无知小子啊！未料先生异常和蔼，只是随便和我聊了聊学习、父母等情况，几乎没有问一个专业方面的问题，面试就这样顺利通过了。疑惑直到多年后先生去世时才解开，先生的女儿告诉我，先生认为我本科提前一年毕业，必然影响到专业基础，所以他不问我专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从貌似散漫的闲谈中考察我的反应能力和领悟能力，他相信只要有悟性基础完全可以补上，而没有悟性基础再好也没有用，他认为我一定可以学好。我不禁为先生的这份体察和信任而深深感动。
我和师兄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以先生的耄耋之年，已不能连续讲课了，所以我们一般是每周一去先生家听课。先生或挑选散文名篇精讲，或对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谈自己的看法，或布置我们读名著、写体会。第一课至今记忆犹新。先生让我们带上《古文观止》，他要讲首篇《郑伯克段于鄢》。先生用他那合肥话读一句、解释一句，然后就整篇文章的艺术手法、人物形象谈他自己的见解。犹记得先生当日说道，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简洁，许多事件用一句话就一笔带过，不写其详而读者自能想见其情。先生特别指出，简洁不是字数越少越好，而是用最恰当的篇幅把事情说清楚。在谈到人物形象时，先生说道，有人以为郑庄公与其母武姜“为母子如初”体现了他的孝，实际上他最工于心机、老谋深算、阴险毒辣，读文章要读懂文字后的含义。先生深得古文笔墨简洁之神韵，附录《大纛坪碑记》可窥见一斑。
先生十数年潜心研究刘熙载《艺概》，心得尤多，他的《艺概笺注》一书出版于1987年，于是便也成了我们的教材。先生曾逐条给我们解读《文概》339条内容。记得在诠释“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柁中流，费力者不觉自屈”时，他对散文以轻运重的笔法作了深刻阐述。怕我们难以理解，他特别用打太极拳来打比方，说太极拳就是以轻运重，并站起身来，在他书房的窄小空间内，做了几个太极拳的动作。这一幕给我和师兄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历经蹉跎的缘故，先生养成了旷达乐观的人生观。如果说他作文是以轻运重，为人处世也是举重若轻的，对于名利等身外之物视如敝屣。论学之余，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他的人生经历。只是因为担任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员，他受尽磨难。说到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常常说：我说我没有犯错误，他们偏要说我犯了错误，我争不过他们，只好任他们说，劳动改造完了，我照吃照睡照搞学问。说毕，他仰头大笑，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神情，让你不由深受感染。先生是最反对学究气的，一再要我们不要当书呆子，要学业事功并重，要视条件而言，有条件可偏重学问，没有条件可着力事功，这样才能避免书生之气、迂腐之风。先生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对我的影响当时不觉，而在我日后漫长的路途中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我事业发展不顺时，先生的神采就会在眼前飞扬，我顿感轻松、豁然开朗，不再凝滞于物、锱铢必较。
有着达观人生观的先生，也有着通脱的文学史观。他反复教导我们，要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出发来研究文学，而不要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来对待历史。他认为，目前文学史的分期是不尽科学的，是用朝代来划分的，而文学的传承不是朝代的更替能割断的。换句话说，朝代变了，原有的文学创作风气仍在沿袭，不会一下子改变。以后我写学位论文时，先生再次重申他这一观点，他一针见血指出：说五代骈文复辟只是从表面看问题，历朝奏折都是用骈文写的，唐宋也不例外；欧阳修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但他写奏章也是用骈文的，这也证明了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朝代兴废而转移。先生研究问题的开阔眼界，对我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让我学会把事物放在与其他相关事物共同构成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防止偏颇和狭隘，寻求更切实际、更体现规律的结论。
修业中途，先生因癌症住院手术，出院后便很少讲课了，但我们的学位论文他仍悉心指导。我本来想写“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家，但先生认为唐宋散文研究者众多，要出新意不易。他独出机杼，让我研究五代散文。他认为五代散文是唐宋散文之间的低谷，文学研究不但要研究高峰、总结经验，也要研究低谷、总结教训。他说：你的学士论文写了晚唐小品文，正好从这里生发开去继续探讨五代的散文，纠正一些学术成见，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我依先生的教导，通读了《全唐文》中的五代文，又向国内名家请教，在现成资料较少的情况下写成了《五代散文初探》一文，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在写作过程中，先生虽没有精力逐句修改，但就文章的结构体例、内容安排、引文处理等几次作了详细的指导，使我得以以浅薄的学力完成了学位论文。甚至，在请校外其他专家评阅论文时，先生让我登门送呈，怕我年轻不会说话，详细向我介绍专家的学术观点，教我如何开口求教。先生对学生的这片殷殷之心，是在教我如何做人啊！
老一代的学者真是有独特的风范，他们待人真诚，对学生也同样尊重。记得那年随先生去兴化参加刘熙载和《艺概》学术研讨会归来，先生一定要我和师兄去家里吃晚饭，说师母已经做好，不要回食堂吃了。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先生家的小桌旁，师母不停给我们夹小排，让我们多吃点，先生则含笑看我们狼吞虎咽。每次听完课从先生家告辞，先生一定要颤颤巍巍送到门口，挥手告别。先生伫立门边举手告别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
因为这本《师门问学录》想起了求学的往事，心头一片潮湿。我会常常翻看这本书的，为的是重温学生的心情。我想，这样的重温，仿佛又端坐课堂听大师们讲学论道，一定可以使自己的精神重回校园宁静的领地，淡忘目下角色带来的宠辱，熨平社会普遍性焦躁在心湖荡起的涟漪。
师门问学成追忆，抚今追昔已惘然。
（张明）
附：
大纛坪碑记
作者：王气中
此坪之设，且以大纛名之，于史有考焉。坪中旗杆，始立于公元1935年8月，原址在本校礼堂南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逞其凶狂，铁骑进逼，欲吞我中华。当此危难之际，国人奋起救亡图存，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恰于此时，日本驻南京公使馆于毗邻我校之鼓楼百步坡上兀然竖立一钢架旗杆，与校内北大楼并高，悬其太阳旗，骄横之气昭昭然横空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校师生因慨然筹款，建钢管旗杆一座，巍然矗立，凌霄升旗，猎猎迎风，高出敌旗之上，以镇其邪，挫其锐，克其霸，示我中华之不可侮也。
越十载，抗日胜利。再越四载，新中国诞生。此旗杆虽成史迹，然爱国之魂系焉。1964年礼堂南侧兴建教学大楼，遂将此杆迁立于此，永为爱国精神之标识。旗者，表也；国旗者，一国之象征也，国气民魂之所仰也。今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借此地辟大纛坪，以示我莘莘学子于黉宇宏开之日，当居安思危，永葆爱国之志，高举光辉大纛而前进也。
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