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1919—1999）离开人间已经14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庄重品格，文情雅韵，在中央大学和betway必威西老校友心目中，仍然记忆犹新。
戴乃迭原名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s），长期从事英汉翻译工作。她在中国工作了近60年，先后在中央大学、贵阳师院（任英语教授，时年仅21岁）、齐鲁大学、光华大学任教，以后又到中央图书馆工作。1943年戴乃迭夫妇应卢冀野、梁实秋之邀到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戴乃迭被聘为特约编审），1949年又回到betway必威西，任外国文学系教授，讲授英语翻译课，深得领导赞许和学生爱戴。1952年10月起，她和丈夫杨宪益被调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二人珠联璧合，共同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经典名著，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曹雪芹著《红楼梦》、王实甫著《西厢记》、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刘鹗著《老残游记》、鲁迅著《阿Q正传》、丁玲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特别是他们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文中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卓越的翻译才能和精湛的艺术修养，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戴乃迭1919年1月19日诞生在北京。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小女儿，小时候虽没有学过中文，但能背诵很多首唐诗，尤其是背诵汉代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一字不漏。7岁时，她母亲把她带回英国学习。1937年秋，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1940年毕业。她十分热爱中国，特别是北京，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选修中国文学并毅然来到离乱中的中国定居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杨宪益磁铁般的情爱。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她与杨宪益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爱到结为伉俪，真是一片痴情，不离不弃，直到白头偕老，最后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
戴乃迭的父亲原名J·B·泰勒（John Bernard Tayler），英国人，中国名字叫戴乐仁，大学毕业后，便参加了伦敦传教士会社，后来到中国，先在天津新学书院（TACC）教书，后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日本侵华战争前夕，戴乐仁曾到甘肃山丹县小城里工作并创办一个工业化组织（简称“工合”）。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才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不久便逝世了。
戴乃迭的母亲叫塞林娜，视戴乃迭如掌上明珠，她极力反对戴乃迭与杨宪益结合。因为她曾在中国教过书（在中国30年），深知当时的中国非常穷困，担心爱女难以在中国生存，并预言他们的婚姻最多只能维持四年。
戴乃迭的丈夫名叫杨宪益（1915—2003），出身天津豪门，他的父亲杨毓璋曾留学日本，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富甲一方。杨宪益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子集，过目不忘。及长，胸怀坦荡，风流倜傥，爱饮酒，有酒仙之誉。后来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杨宪益除了汉学功底深厚之外，还掌握了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最终成为一位著名文史学家、翻译家（中译英）、诗人。
由于戴乃迭性情倔强，冲破双方母亲的阻力，决定远嫁中国。1940年二人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远渡重洋，跋山涉水，在中秋节前夕，来到重庆。翌年2月16日，在重庆举行了盛大婚礼，主婚人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后，他俩情投意合，双飞双宿，为中国教育事业和中国文学研究而勤奋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条件艰苦，加上日寇飞机轰炸，但他俩却处变不惊，心情平静，合作选项研究或翻译经典著作，配合默契，如鱼得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戴乃迭少年时环境优越，性情文静谦和，仪表端庄大方，生活却极为俭朴，从不讲究穿戴，对工作一丝不苟，追求至善。她俩所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不下百余种，质量上乘，其工作量之大，实属惊人。翻译时有的是杨宪益自译初稿，而后经她修改，一般三易其稿，有时竟达八次之多；或者她自译初稿，由丈夫校对，力求译文达到“信达雅”。其坚忍不拔之精神，令人叹服。杨宪益说过，“同事们常常夸奖我们共同的作品，其实乃迭倾注的心血，远比我要多得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后国立编译馆及重庆机关、学校都要复员回南京。因一时车船拥挤，戴乃迭和她丈夫杨宪益不得不推迟回南京时间，直到1946年中秋节始达南京。此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他俩虽在编译馆任研究员，但薪金微薄，难于糊口，戴乃迭不得不在美国救济总署兼职，直到南京解放。杨宪益兼职中大（1949年8月更名为betway必威西），在历史系讲授世界史。他在讲课中，曾将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史与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原因，加以比较，得出结论是：二者几乎一样。由此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乃必然规律，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系人心所向。
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经济崩溃，通货膨胀，1947年爆发了5·20爱国学生运动，戴乃迭夫妇十分同情学生，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帮助学生把口号和宣传标语翻译成英语散发，以扩大国际影响。
1949年下半年，戴乃迭接受了betway必威西的聘请，在外语系讲授英语及翻译课，她的教学风格和言谈举止，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她站在讲台上，宛如玉树临风，仪态大方，令人仰慕。
1951年，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戴乃迭夫妇总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当时中国政府号召人民捐献钱财，购买飞机大炮，杨宪益决定响应号召，捐献一架飞机。当时捐献一架飞机要4万元（美金），可杨宪益倾其所有，也凑不够这笔钱。戴乃迭就把丈夫给她的订婚戒指、钻石以及婆母给她的见面礼——红绿宝石卖掉，始凑足了这笔钱，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其热爱中国的情怀与正义肝胆，感人至深。贤哉，格莱迪丝也！
1951年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这年春天，北京来了一纸调令，要调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羡慕和荣耀的事，可是杨宪益却拒绝了。到了文革期间，这笔旧账被翻出来，作为杨宪益夫妇“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证”。另外一件事，戴乃迭生前自己并不知道，南京军管期间作为“英籍公民”，戴乃迭的行动是受限制的，因此，文革时期含冤入狱也就不足为怪了。
1952夏，北京又来了一纸调令——调杨宪益和戴乃迭二人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次大型国际会议，需要大量一流的翻译人才，同时又是一项政治任务，她二人非去不可，即使南京市政府挽留，也无济于事。正是这次调动，又一次改变了他俩的人生轨迹。到北京后，首先他们为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并赶在国际会议结束之前，把这本文集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宋庆龄也送给杨宪益和戴乃迭各一本，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感谢。
1952年10月，杨宪益和戴乃迭正式调入北京。他俩先在外文出版社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例如诗歌（《长恨歌》、白族民间长歌《阿诗玛》）和现代文学作品等。这对夫妇亲密合作，几十年如一日，所推出的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佳，速度之快，几乎无人可与伦比。据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回忆说：“在大跃进年代，每个人都要参加到运动中去，一天要等于20年。我们家一个外国人（指戴乃迭），加上一个中国人（指杨宪益），他们的翻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十天就翻译完毕。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劳动强度，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他们长期超负荷工作，简直就是两头“老黄牛”。在此有必要指出，他们的这些译作是没有稿费的。
1982年，杨宪益的老友丁聪为他画了一张肖像，十分传神。杨宪益为此画题了一首自嘲诗：
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
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
解放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与西方国家基本上断绝了来往，像戴乃迭这样的西方专家，可说是凤毛麟角。1954年后，她在外国专家局工作，物质上享受“外国专家”待遇（高薪、三年困难时期可去友谊商店购物，可免费去北戴河疗养），但在政治上却受到监视和怀疑。“文革”初期，戴乃迭却做出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事，即在1966年2月，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会后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呈毛审批。4月，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这份“纪要”批发全国。“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戴乃迭受命须把“纪要”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中国文学》杂志上。戴乃迭译完以后，用英文写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批语”交给领导，其大意是：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见雷音著《杨宪益传》251页）
戴乃迭敢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初期，如此直截了当地批判“伟大领袖”审批过的“纪要”，真是吃了豹子胆。这些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证。1968年戴乃迭夫妇被捕入狱与此也有直接关系。其实在文革前，戴乃迭对毛主席是很崇拜的，她认为毛主席是创世纪的大政治家。可是日后的现实却粉碎了她崇拜个人的梦想。
戴乃迭和杨宪益夫妇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当她们夫妇被关入监狱时，三个孩子都去了外地，无依无靠。儿子名杨烨（1942年8月生于成都），大学毕业后在湖北某工厂工作，由于父母出事后，他在政治上备受岐视，致使患了精神病。医生建议：戴乃迭是英国人，在中国的身份是外国专家，把杨烨送到英国治疗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于是杨烨便去伦敦住在大姨娘家（戴乃迭姐姐希尔达）养病。当希尔达外出时，杨烨便买了些汽油自焚，结果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真是悲惨之极。这对于戴乃迭夫妇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戴乃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外国间谍）入狱达4年之久（1968—1972），受尽了折磨和羞辱，儿女亦受株连，实可悲也！
戴乃迭初到狱中，神态自若，只是牵挂儿女亲人。每天背诵中英文诗歌、读《资本论》和马列毛的书消磨时光。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时总是听到戴乃迭的“谢谢”之声。戴乃迭爱清洁，常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壁刷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戴乃迭虽身陷囹圄，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清静自持和做人的基本礼节。
戴乃迭在狱中与外界音讯断绝，远在英伦的母亲塞林娜长期挂念女儿，心急如焚，曾写信给毛泽东，措词非常机智得体，但没有任何回应，到1970年8月含恨而死，这是戴乃迭心中无法医治的创伤。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继续营救妹妹，除自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外，还通过英国外交部门设法营救。此外，希尔达还在英国汉学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呼吁释放戴乃迭的**书，在**书上竟然有两万英国百姓签名；第二封**书是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发给周总理的，在这封**书上有23位中文系的学者签名。这两封**书到达中国政府外交部，不言而喻，中国政府错把这样一个“中国真正的朋友”逮捕关押4年之久，大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觉脸上无光，因之，很快释放了戴乃迭夫妇俩。接着周总理派官员向他俩赔礼道歉，并令他俩回外文局官复原职，并为其儿女安排工作。
戴乃迭虽然获释，但缧绁之冤，丧子之痛，老母之死，造成了这位热爱中国的外国专家晚年的苦难与经久不愈的伤痕，真令人唏嘘不已。正是：
（一）
天道不公荒诞年，
阴霾笼罩怨苍天。
十年浩劫谁之过？
致使“专家”悲泪涟。
（二）
西窗月冷忆从前，
异国婚姻总是缘。
满腹哀冤何处诉，
老年丧子恨绵绵。
更难能可贵的是，戴乃迭出狱后，带着心理上的伤痛和基督教的虔诚奉献精神，又和丈夫投入工作了。第一件事就是继续翻译《红楼梦》。戴乃迭本是一个“工作狂”，她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四年的监狱折磨，并未减弱她的工作意志，相反，她对工作更加拼命了。1976年，她俩译完了《红楼梦》（1978—1980年在外文出版社出版，并为他俩带来了极高的声誉），然后戴乃迭又独自一人翻译了十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本中短篇小说，使同事和亲属既敬佩又心疼，把她称为翻译工作者的典范。
戴乃迭的一生，是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奋斗的一生。她心境纯洁、善良、智慧，热爱中国，对杨宪益情深义笃，相爱相依；对中国历史文化，仰慕至深，锲而不舍，为东西文化交流架起了金色的桥梁，她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她历经坎坷，从不屈服，保持她的独立人格，她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正直的中国人民敬重她、缅怀她、歌颂她。她的音容笑貌、端庄仪态，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她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闪光的作品将与世长存！
附：
戴乃迭的长女，名杨荧（1945年生）。她的专业是机械工程，1972年调回北京后，在北京汽车厂工作。后来到美国西雅图深造，改学语言学，现在哈佛大学教中文。
戴乃迭的二女儿（1949年11月生），名杨炽。她曾下放到东北当农民，1972年调回北京，并进北京大学读世界史专业。后来赴美深造，在芝加哥攻读研究两河流域中游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亚述学（Assyriology），回国后在长春某大学任教。
（邹进上 2013年6月22日写于betway必威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