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
1945年秋，我们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校本部。
重庆沙坪坝的校本部于1937年开始兴建，当年12月初具规模，原来在南京的师生即迁到这里来上课。校舍围绕在一个小山丘即松林坡周围。后因师生人数渐多，另在松林坡近旁的小龙坎兴建宿舍，我们迁到沙坪坝校本部后，就住在小龙坎宿舍。我们宿舍住八个人，主要都是历史系二年级的。他们是王维新、吴钟渊、王国庆、章琨、廖祖缘、刘锦（中文系）和我，本来还有个法律系二年级的同学，但后来他发现我们几个人思想激进，和他的许多观点不合，即不愿和我们多接触。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床下发现他遗失的一个国民党党证，说明他是国民党党员。我们其余几个同学都不再理他。于是他就搬到别的房间去了。后来又搬来哲学系二年级同学张亚中。
王国庆（后改名罗庆新），河南淅川县人，河南开封高中毕业，接触进步思想较早。我在江津白沙的大学先修班时和他同班。他在我们宿舍中，对其他人政治思想影响较大，我也是在他的进步思想影响下逐步走向革命的。吴钟渊（后改名吴明中），浙江人，性格稳重而刚强，在学习和事业上，凡认定的事，就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夏日酷暑和寒冬腊月也坚持学习，从不间断。他只有九个半手指头，他说在中学时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这个女同学主动找他，但后来这个女同学又抛弃了他。他一气之下，用小刀把小手指砍去一段。他对朋友一片赤诚，可以说两肋插刀，披肝沥胆，但一生经历坎坷，受过许多磨难。廖祖缘（后改名廖少仪），江西人，我们数人中他年纪最小，读书非常用功，办事少年老成。不过有时大事聪明，小事糊涂。日常生活不善处理，常常丢三落四。王维新，四川人，我们给他起绰号叫“王家门”，他外表和行为方式都像一个封建士大夫，为人善良，与世无争，喜爱研究中国古代史，后在出版社工作，从事中国古籍编辑。刘锦（后改名刘地生），湖北人，自幼父母双亡，也很少亲戚，同时也不愿结交异性，后来始终过着独身的生活。他从来只吃素，即使鸡蛋也很少吃。体格微胖，性格爽朗。章琨，江苏常州人，他性格有两种不同的矛盾因素，一方面他表现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多愁善感，自作多情。张亚中，湖南人，说得一口湖南话，和我们来往不多。
我们这几个人虽各有特点，但都可归到同一个范畴中去，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体现了这个阶层的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潮流中，这个阶层发展的轨迹。我们中几个人在时代的大潮中，提高了政治觉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我们所有人都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迫害和打击，包括“王家门”这样一向谨小慎微，与世无争的人，都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种种迫害。特别是吴钟渊，先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判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被平反昭雪，但已家破人亡。他在服刑期间，与刑事犯囚禁在一起，饿着肚子，在煤矿挖过煤，到河滩背过石头，当过江上的拉纤夫，但是他经过十八般磨难和血与火的煎熬，竟然活了下来。1992年betway必威西庆祝建校90周年时，他背了个包袱前来参加。我见到他，他还和以前一摸一样，爽朗地大笑。谈起他所受到的炼狱般的苦难经历，他只是轻松地含笑一语带过，好像在说一段偶然的奇遇。
我们回到校本部已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不久将随校返回南京，可以和家人团聚。虽然将来还会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不必担心再受到战乱威胁而时刻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大学毕业后即可找到职业，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大家的注意力已从抗日战争转到国内局势，特别是关心国家以后如何能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同时走向政治民主化。
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平时除了努力学习以外，在周末假日，也常到附近的磁器口去，徜徉于嘉陵江畔。夏天我们到嘉陵江去游泳，当轮船开过时，激起大浪，我们随着波浪浮浮沉沉，格外兴奋。有时我们游过嘉陵江，到对面乡间游玩，欣赏四川的农家风光。有一次，我和吴钟渊等人在早饭后，游过嘉陵江到对面的盘溪，顺着田间小径向前走，忽然到了一幢别墅，庭院很大，里面干干净净，不闻人声，非常清静幽雅。我们径自走了进去，院中走出一个女仆告诉我们，这里是中央大学徐悲鸿教授的公馆，并说，徐教授还在睡觉，希望我们说话小声点。我们估计这时这近10点钟，太阳已经很高了，徐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可能有他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
万花筒·抗日战争时的重庆
从沙坪坝到重庆市内不过30里左右，坐汽车去很方便，但是我们这些穷学生，去一趟重庆，不但要花车费，而且到重庆的食宿都成问题，所以去的次数不多。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到重庆并不是为了享受一下城市生活或购买商品，而是感受一下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兴盛一时的进步文化气氛。进步的书店、报纸、杂志在重庆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话剧界、电影界的许多思想性很强的作品也不断在上演，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引起广泛反响。同时，到重庆，也可以从消息灵通的熟人那里得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内幕消息，对战后的政治局势和动向有所了解。
但是一到重庆，通过耳闻目睹和亲身接触，令人感觉到这里好像是个万花筒，红、黄、蓝、白、黑，五光十色，样样俱全。虽然细心观察可以体会到一股股清新、进步的气息，但是更强烈的却是一些污泥浊水发出的霉味、臭气。除了行色匆匆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外，敷粉施朱和烫发、高跟鞋、色情广告、医疗性病的招贴，满眼都是。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都令人眼花缭乱，头昏脑胀。
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国来的美国军队的官兵也作了不少孽，而我们中国人，也有些人为虎作伥，帮助美国兵胡作非为。我们同学中传说，当一些美国飞行员初到成都时，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动员成都一些女同学去陪美军跳舞，并说，美国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不同，对他们一些行为不要大惊小怪。结果许多女同学除了陪美军跳舞，还被美军带到驻地过夜。我的一个朋友冯升，他在重庆街上偶然结识了一个美国军官请他当翻译。有一天把他带到一处美军俱乐部，一进门，就有几个穿了三角裤的美国和中国的女青年跑来，一个美国女青年把军官拉进一间房间，另一个中国女青年也坐到冯升的怀里。冯升问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女青年回答说，她是中国南方某大学的学生，“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就到这里来了”。我们听小冯讲了这些，都批评他没出息，跟美国兵去鬼混。
相比起来，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要单纯多了。虽然在中大男女同学之间谈恋爱，没有任何人干涉，学校当局也从来没有禁止过，但是同学中谈恋爱的始终限于少数人。就拿我们历史系来说，我们系原来只有二十多人，到了二年级，因为师范学院的史地专修科合并到我们系，人数增加到六十多人，其中女同学有二十多人，但据我所知，公开谈恋爱的很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里的同学，都养成了比较守本分的行为方式。
重庆附近的一些风景名胜我们都想去参观游览。我曾去重庆南岸找我的七爷王宪章。那里的确风景优美。处于南岸的南温泉，也是重庆的一个名胜，我在1945年暑假曾去过。但听说，位于北碚的北温泉比南温泉风景更美，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北温泉去了一次。北温泉游泳池的水是不断流动的。所以始终清澈明净，温度也比较适中，可惜池子面积较小，而且大部分池水较浅，不能畅游。北温泉四周全是高山，山下有嘉陵江流过，在高山阴影之下，江水蜿蜒曲折，环山而流，似乎和外界隔绝。我这时到风景区，主要是为了增广见闻，但心底却始终沉积着忧郁悲凉的情绪，并无心旷神怡的轻松感。
中大学生运动的兴起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开始从抗日战争转移到国内的局势上来。这时，经过许多年战争的破坏，中国广大地区到处是断垣残壁，田园荒芜，无数同胞家破人亡。这时，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使全国各界团结一致，振兴祖国，发扬民主，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作为政治上最敏感、要求进步民主最迫切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处于国家政治中心重庆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的大学生，首当其冲，在这个时代新潮流中，自然走在了前头。
在我们从柏溪搬迁到沙坪坝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8月间，由国民党派遣军委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到延安去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商国家大计”。8月底，毛泽东由周恩来和王若飞陪同飞抵重庆，经过反复谈判，在10月10日通过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召开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时，学校各方面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同学中不满思想渐渐增长，公开的不满言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在大饭厅的墙壁上贴出大字报，批评伙食费太低，伙食太差。这可以说是中央大学大字报之始。不过，这几张大字报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平时同学们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的抨击越来越多，它反映了一种思想潮流正在酝酿之中。另外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围绕松林坡上的道路旁边，纷纷建立了许多同学自办的壁报，内容各色各样，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揭露和讽刺现实社会黑暗现象的。如有一份壁报发表一篇短文，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建设自己的国家，发扬民主，严惩贪污腐败。文末附贴了一张从外国杂志上剪下来的漫画，画上是坐在船上的五个人，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五大强国中、美、苏、英、法，美、英、苏坐在船当中，伸拳挥臂，神气活现，法国则一只脚在船内，另一只脚仍在水中，中国则全身泡在水中，只露出一个头，两只手扒在船边。也有一些是描述一些生活琐事或者是轻浮感情的。如有一张壁报上登了外文系一个女同学的文章，文章用华丽的词藻，描写一个宝库，内藏各种宝藏，但就是无人可以找到打开这个宝藏的钥匙，作者询问，有谁能够找到这把钥匙。不久在另一张壁报上，一个化学系的男同学，也用夸张的文词，声称他掌握了打开这个大门的金钥匙。据说这个男同学长得很英俊。当那个女同学见到他后，就将他当成白马王子，两人成了朋友。对这些壁报，一般同学认为不过是同学们练习创作，表现自己才能和思想的作品，没想到什么更深一层的意义。除了壁报以外，这时还出版了一份铅印的四开报纸“大学新闻”，在全校发行，而且有的同学买了以后还寄到校外，影响很大。这份报纸上登载的大部分是有关中大及教育界文化界的新闻，间或有一些评论，或针砭时弊的作品。
同学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新气氛越来越浓，和社会上知名人士的联系也明显增多，先后请了包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民主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等人前来学校作报告。周恩来到中大近旁重庆大学作报告的那一天，听众人山人海，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子上都爬满了人。我无法挤进去，只得懊丧而返。后来听回来的同学直夸：“口才好！了不起！”郭沫若的一次访苏报告，我早早就去了，这是在新建的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的。郭沫若以他独特的浪漫方式，第一句话就是：“报告同学们一个好消息，斯大林同志的身体很健康！”他提起了嗓门，举起了双臂，显得异常兴奋，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他讲到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以许多例证，说明苏联劳动群众社会地位如何高，苏联人如何舍己为公，为社会主义献身等。讲话结束时，他振臂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不过对这个口号，大多数同学都还不习惯，所以他只一个人喊了两声，同学们未加响应。
中文系有个杨晦教授，也被同学们经常请来作关于文学评论的报告，杨晦先生口才好，讲解生动。他的报告内容贯穿了民主、进步等思想，在同学们中很有影响。在中央大学的校门外，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一幢小楼里办了一个图书馆，里面主要放的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及中国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
我们宿舍的王国庆参加了“大学新闻”和“太公报”壁报的工作。所谓“太公报”是针对“大公报”而言，认为它名为“大公”，实则不公。他有时也拉我去做点事。我把这些工作看作是文化活动，可以锻炼自己的写作和办事能力，而且参见的人有几个都是我熟悉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宗克义，也是河南人。有一次和他谈话时，他得知我在郑州县立第一小学上过学，他说他曾在郑州铁路局办的扶轮小学上过学，而且他和刘家棉、蒋洪举都很熟。这样我们就一见如故了。不过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忙性质，如发发报纸，抄抄壁报等。我对这两个刊物的印象只是觉得有些文章写得还不错，个别文章敢于揭露黑暗，伸张正义，至于它们的政治倾向，有无政治背景，我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从许多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和政治文章中可明显感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中间政党之间的斗争已在激烈而复杂的进行着。同时，由于中央大学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所以从他们的口中也流传出来一些报纸上不曾登载的内部消息。如当时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的女儿，当时就是我们同年级的学生。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一起到延安去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来，毛泽东就住在张治中家里。张的女儿和她同班好朋友谈话中，就说到“毛伯伯”到重庆来后的一些情况。对大多数同学来说，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信息，说明国、共两党公开表示的一致意见多，而实际上的分歧却很大。在绝大多数同学的认识中，两个政党应该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抛开党派成见，共同建设国家。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已在中央大学建立了地下党组织，1945年成立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而“大学新闻”、“太公报”在后来的几期中，已由新青社掌握了它的政治方向。这些情况，我当时不但（下转62页）（上接74页）没有察觉到，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学生中活动。我当时的思想，如果加一顶帽子的话，可以称之为“民主个人主义”。
1946年12月上旬，在松林坡的许多壁报上都出现了声援昆明学生的文章，还贴出了一些声援昆明学生的标语。同学中传说，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举行集会，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发扬民主，还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参加会议，结果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们抛掷手榴弹，炸死数名同学。一时间，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同学们的互相传闻，片片断断，不知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很快有同学贴出了来自昆明的信件和昆明西南联大同学关于惨案的记录，随即“大学新闻”登载了长篇报导，记述了昆明惨案的经过，因为时间发生在12月1日，所以后来称之为“一二·一惨案”。
中央大学同学要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的思想潮流，受到“一二·一”事件的刺激而萌动成长，这是正是国、共两党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国家大事的前夕，大多数同学的注意力，都密切注视着这个会议的召开。
（未完待续）
（王觉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