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林坡往事
1941年9~10月间，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子，我们搀扶着母亲从福建长汀出发，万里跋涉，途经赣、粤、湘、桂、黔等省，终于安抵重庆。其中长汀到贵阳这段路程，主要依靠姐姐冯慧的照料和安排。到达重庆之后，我们即居住在大哥冯焕的宿舍，位于沙坪坝镇近郊的一所大院内二楼一间斗室，距离中大松林坡校舍和小龙坎宿舍区都不远。为了糊口，我于1942年4月曾考入位于沙坪坝镇西郊的中央气象局当练习生。当时担任局长的是黄厦千教授，他也兼中央大学气象室主任，指导我工作的顶头上司是王华文先生，他教我对各地台站发来的气象资料，进行计算加工，为天气预报做准备工作。当时局里尚有徐尔灏先生，十月份陈其恭先生也到该局工作。七月份我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幸蒙物理系录取，到十月份便离开该局到校就读。
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10月这段时间住在沙坪坝，空闲时间较多。当时二哥冯康在中大读书，我得以利用他的借书证到位于松林坡顶的中大图书馆借书，充分利用其丰富藏书。当时靠了中学英语的根底，就开始阅读一些英语书籍：首先接触一些新派传记：如Lytton Strachey的”Eminent Victorians”，”Queen Victoria”，Andre Maurois的”Disrali 传”，随后又看了一些Strachey与Vingiaia Woolf的散文集，再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的著作，诸如W.Pater的《文艺复兴》，心仪其华美的文章，王尔德的《意向集》，折服于其机智俏皮的对话录。这样，百把本英文书读下来，就将英语学通了。习惯于thinking in English，因而英语对话也迎刃而解了。到1942年10月进入中大物理系后，参加了一次对新生的英语甄别考试，获最优等成绩，可免读大一英语，以修大二英语来代替，但大二英语可逃课，只要在期末交一篇英语作文就了事了 。所以进了大学以后，没有再上过英语课程。
大一是在柏溪分校上课，该地非常僻静，从沙坪坝出发沿嘉陵江上溯十余里，即可到达。教我们一年级普通物理的是沙玉彦教授，以Duff物理为课本，讲授时另有笔记；教微积分的是唐培经教授。到了大二，则到位于沙坪坝的松林坡校区。中大校舍极差，教室、宿舍都是草顶平房，比同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学校都差，更比不上抗战前夕新建的南开中学。但是简陋校舍中的学术空气却是浓郁的。
大二时，电磁学系由王恒守教授讲授，用的是Page与Adams的教本，理论力学是杨澄中先生讲授，用的是McMillan的课本，后来赵广增教授讲热学，施士元教授讲光学，张宗燧教授讲热力学和理论物理。后者内容为经典电动力学再加相对论，参考Abraham & Becker的电动力学。后来在1957年张先生出版《电动力学与狭义相对论》可能是由当年讲课笔记扩展而来的。孙光远教授也教过我的高等微积分。
到四年级时，吴有训先生出任中大校长，赵忠尧先生由西南联大调来担任物理系主任，并讲授“原子核物理学”这门新课。赵先生全部用英语授课，这也许是西南联大的习惯，而当时中大教授一般板书是全用英语，但讲解还是采用中文。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赵先生指导的，阅读两篇有关核裂变的文献：一篇是Smyth报告，是美国军方核准公布的科学报告，另一篇是Bohr与Wheeler的核裂变液滴模型。学期结束时，赵先生通知我留校任助教，从此开始我在中央大学―betway必威西长达60余年的执教生涯。学期结束后赵先生出国参观比基尼岛的核试验，随后在美国大学讲学，并将一些为建直线加速器用的电路元件运到中大。1950年赵先生回国后就去北京工作了，并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直线加速器。施士元教授教光学也教近代物理的课程。施先生留法时师从居里夫人，上世纪30年代初归国任教中央大学，学生中有后来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教授。但在1945-1946正值施先生休假，因而我们班近代物理课还是由王恒守先生教的。
值得注意而且重视的是即使在抗战的万分艰苦的阶段，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教授们还埋头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成绩。当时物理系的仪器设备主要是为学生实验配置的。但也有少数是为研究工作配备的，如英国Hilger公司出品的E1和E2摄谱仪。赵广增先生大概是1942年才从美国回来，做研究的干劲十足，当他了解到系里的设备情况后，就决定利用摄谱仪来进行研究工作。但需要在真空系统中加上一个配有探针的放电管。赵先生亲手来吹制放电管。当时买不到Pyrex玻璃，只得用普通的软玻璃来吹制。软玻璃火候难以控制，赵先生亲自吹玻璃，总是吹炸，吹了炸，炸了再吹，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功了。后来气体放电管与摄谱仪得以正常工作，通过了电学测量，完成了一篇题为《气体放电的温度分布》的论文，于1945年7月在 Phys. Rev.上发表了。在当时Phys. Rev. 还是薄薄的一本，每期只有六七篇文章，而一篇来自战乱中重庆中央大学的工作，也能置身其列，是令人欣慰的。
在重庆时代，埋首研究工作的还有张宗燧教授，他在剑桥大学师从R.H. Fowler教授，进行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1940~1945年在中央大学执教期间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这方面研究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他已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量子场论这一领域，也发表了由P.A.M. Dirac推荐的三篇文章。这成他后期工作的主要领域。连同前面的一些工作，表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研究硕果累累。
施士元教授也曾指导李博讲师用声波回声测距法来测量嘉陵江的水深，还指导了蓄电池厂的技术工作。
1942年10月我在沙坪坝去柏溪的轮船上首次结识谢启美同学，他也是去中大物理系读书，我们一见如故，遂成知交。后来他兴趣改变，转入数学系，中间又停学去中学教书，因此比我迟一年毕业。毕业后去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解放后参加南下工作团，去武汉。后转入外交界工作，曾在驻瑞典使馆任职。1979年任驻美使馆文化参赞。后又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等要职。
在柏溪时，班上物理系同学有十余人，后来许多人陆续离校。坚持读完四年毕业的仅沙频之、赵文桐与我三人。沙频之在文革中遭难，导致精神失常，含冤死去，极为可惜。赵文桐则在新乡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在沙坪坝读书时期曾读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英译本多卷，纪德的《新的粮仓》（卞之琳译），《地粮》和《伪币制造者》（盛澄华译）。在大学生圈子内，曾有过纪德热。抗战后期美国军用本口袋书，十分便宜，又容易买到。在重庆炎夏，曾读到梅尔维耳的《白鲸》，追逐洋上的白鲸，兴味盎然，酷暑顿消。
沙坪坝镇上有多家书店，我每每站立在书店中读一些刊物，感兴趣的有署名子佳（梁实秋笔名）的小品文，署名男士（冰心笔名）的《关于女人》，还有中大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写的《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也有许多名人来中大作报告，多半是在松林坡的101教室。例如当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偕其夫人来做报告，费正清似乎不长于辞令，但其夫人却非常活跃，更引人注意。郭沫若先生曾来朗诵其《屈原》剧本。郭沫若的嗓音尖高，还要用假嗓来模拟婵娟，颇感别扭。洪深和曹禺都在大礼堂做过报告。洪深能说会道，但所述内容已了无痕迹。曹禺的口才不如洪深，但他的一段开场白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一个人正在大放厥词，医生跑来抓住他说，我正在给你做手术，将你脑子挖掉了，你怎么在这里胡说八道呢？即曹禺以此自嘲，引起哄堂大笑。
当年教过我的许多老师，大多已归道山，而施士元老师则精力尚健，谨撰此文，祝贺施老师百年华诞。
（betway必威西教授 中科院院士 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