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时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往事历历，情意绵绵；寒窗四载，思绪万千；怡然捉笔，坦抒襟怀。
我是1953年，进入betway必威西的。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们是“调整”后招进的首届新生，学习苏联，成了一种“时髦”。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歌唱道：“苏联是老大歌，我们是小弟弟。”那么，弟弟以哥哥为学习“榜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入学后，第一件新鲜事是，不论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不论你中学是学英语的，还是学俄语的，从历史系到地质系，凡是一年级新生，统统都要从俄文字母“абвгд”开始，学习俄语。据说，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帝国主义要打倒，英语就不必再学习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学苏联，就要学习俄语。
因为全校上下新生要同时齐步教学俄语，单靠外语系的师资，显然是杯水车薪。于是，发扬“能者为师”的精神，学校教务处，把俄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分配到全校各个系去担任“公共外语”―― 俄语的任课老师。语言单从工具来讲，四年级“大”学生，教一年级“小”学生，倒也绰绰有余。
学习俄语，最难发音的是一个“P”音（“舌颤音”）。大家可能记得，前苏联运动员的服装上印“CCCP”的字样，有人误读作英文字母“C.C.C.P”，是不对的，应读作俄文字母“爱斯、爱斯、爱斯、爱P”才好。这是俄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缩写。这个“P”是“ресггуб*9仔ика”(共和国)的缩写。这种“舌颤音”，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种里也有，不过不及俄语“普遍”而已。我们说汉语的，学起这个“P”音起，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的同学一直到四年级毕业，还没有学会。有人戏谑说，据传列宁是政治家、演说家，也不会发“P”音的。他们较真了，把这拿来作为自己学不会的“挡箭牌”。其实，这是一句“调侃”话，一笑罢了。
学校上课时间的安排，也是学苏联的，实行所谓的“六小时一贯制”。上课时间不分上下午，上午七点钟上课，下午一点钟放学。上了四节课，中间休息二十分钟，学校食堂免费供应豆浆，学生们喝了豆浆再上课。下午和晚上，学生自己支配时间自学。
自学时间，同学们不是各自为政，放羊式的。班级学习委员，要求每个人制定一周的“自修计划”。例如下午干啥，晚上干啥。考究一点的，“上午”上课时间当中的“空堂”，也要在“自修计划”中反映出来。然后交给学习委员，经提意见后，发还给各位“照章办事”。学习委员有权来“过问”你的计划执行情况，不过这种现象是不多的，因为大家都比较诚实、比较自觉，不会弄虚作假。
那时，学习强调集体力量、团队精神。我们中文系，有时老师讲一堂课要分析好几部作品。如果事先不预习，上课可能会“坐飞机”，云里雾里，听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如果每部作品都读一遍，时间又根本不允许。再加上，我们读书时，上课没有课本，很少有讲义，更无录音设备，主要靠做笔记，复习起来，就比较困难。于是班上采用了一种“合作社”形式的学习法。开学初，学习委员将一学期老师要教的几十部大本头作品，让各个同学自认较熟悉的或较喜欢的，并分头仔细阅读，认真钻研做准备。然后，分成若干小组。由同学自愿参加各小组听讲。在小组里，你讲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讲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讲英国狄更斯的《匹克威外传》。主讲者，从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情节梗概、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社会影响乃至学界评论等等方面向大家介绍。“听众”可咨询质疑，可拾遗补缺，可争论研讨，大家思维活跃，学习氛围宽松。下次上课，同学们只需重点聆听，主要记录老师讲课的“点睛之笔”，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印象十分深刻。因为听课前，学生们已“成竹在胸”，所以还可以与老师切磋斟酌，做到“教学相长”。我们的学习，可以说是做到了“生动、主动”，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
同学们把科学知识理解为是一种大家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个人的小我私产，为了大家共同提高，为了班组集体荣誉，所以十分主动、非常乐意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社”形式的互帮互学。
我们政治上要求进步，思想上要求提高，事业上怀有抱负。我们的口号是：“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1953年，还是新中国的早晨。大家看过爱国主义教育电视剧《江山》可知，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我们深感中国共产党创业之艰辛。年轻的共和国多么急切地盼望着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早日成才，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啊！我们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强调客观条件之欠缺，不埋怨外力影响之干扰，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主动地要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以体现五十年代新中国大学生的风采。
我们当时的学习榜样有刘胡兰、董存瑞、王继光、邱少云等等，也有当时社会舆论大力宣扬的保尔?柯察金、丹娘和（无脚飞将军）马特洛索夫等。当时学苏联，社会上重点宣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同学们十分喜欢的小说。其中讲到主人公做作业时，即使标准答案在旁边，也不愿拿来照搬照抄，而是要自己来思考问题，求征答案。我们平时做作业，也是根本没有人抄袭同学答案的。期中期末考试也没有什么人作弊的。有几次，甚至提出“荣誉考试”，干脆不要监考老师。我们认为考试是向党、向人民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作弊这种自欺欺人的恶劣行径，是对大学生这个神圣名词的亵渎与鞭挞，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格格不入的，系“小人”之举，不屑与之为伍，“非吾所欲也”。
我们认为，大学生是成人了，所以，比较强调自觉与自治。当时，中文系有一、二、三三个年级，即三个班，没有什么班主任的。全系仅一名徐姓女青年任政治辅导员，关健问题、重大活动，向她请示汇报，平时系里一般工作，主要由系委会（还未成立党总支）牵头。班上主要有班委会、团支部（还未成立党支部）负责。在日常工作中，不老是想着老师来点拨，老师来拍板，老师来负责的。
我们读到二年级，班委会发起准备赴上海、绍兴参观学习。从向学校提出要求、申领旅费、联系交通、安排膳宿、预约参观，直至照相留念、回校结账报销，等等环节步骤，主要由班委会、团支部负责。我是总务领衔，挑大梁，带领包括我系三年级三十来个人在内的，合计六七十人一支队伍，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到上海虹口公园参观，再转绍兴鲁迅纪念馆学习。回来没丢一个人，没出一件意外事，胜利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有些“后怕”，年轻人，胆子真大啊！
（朱宁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