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译杂忆――我的大学和大学老师
“自留地”里掘出第一桶金
在堪称多事之秋的1957年，我的人生旅途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波折。这一年，“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不幸还是破裂了，千千万万靠俄语吃饭的知识分子因此不得不另谋生路，然而已经用一年时间念完俄语专业二年级的我却因祸得福，获准从重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俄文专科学校，转到了betway必威西德语专业继续学习。
到了南大以后，随着整个国家苦难岁月的来临，我也完全没有了中学时代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在开始一年多时间里，心灵的唯一寄托只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前身为国民党时代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南大，确系一所名师荟萃的一流大学，尽管教授讲师们不像俄专的教员似的克尽职守，兢兢业业，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却是异常之高的。我呢由于已具备大二俄语的扎实基础，加之又有叶逢植、林尔康、焦华甫等老师的循循善诱，教导有方，新学德语对我真是小菜一碟，于是乎还在二年级，便开始在课余搞起翻译来。
我如此急不可待，除去客观方面受到环境和风气的熏陶和影响，受到教师中一大批成就斐然、声名卓著的翻译家如张威廉、何如等榜样的启迪和激励，还有我个人主观的原因：从长远讲，我确实想为实现自己高中时期便已立下的当文学翻译家的理想做准备，但眼前更迫切而实际的考虑则是赚取稿费，以便缓解自己乃至家庭经济的燃眉之急。只是那个年代啊，就连在素有文学翻译传统的betway必威西外文系，师生业余做点翻译也被贬斥为“种自留地”，我也就只能在私底下提心吊胆地偷偷翻，偷偷译。
所幸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得到了诸如《漫画》、《体育报》、《旅行家》等报刊采用。当时的稿酬标准高达千字八元，一篇豆腐干大小的短文也能赚来八块、十块，几乎等于普通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对经济极为困窘的穷小子实在不是个小数字。但最令我难忘的却是第一次的收获。
那是1959年春的一天午后，我正站在南园三舍旁的阅报栏前读报，同窗好友舒雨突然跑来不胜惊喜地冲着我叫：
“杨武能！快来看，你小子的译文登出来啦！”
登出来的不过是巴掌大的一篇非洲童话，题为《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原文采自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办、由茅盾任中国编委的《国际展望》这份德文刊物。然而也有很不一般的地方，就是这篇富有哲理智慧的小文章，竟然发表在1959年3月27日的《人民日报》也即中国的第一大报上。对我而言，用现代的时髦话语来讲，这可真是“自留地”上掘出的第一桶金子啊！它确实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使我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小小的“自留地”上一个劲儿地挖呀、挖呀，挖个不止，顾不得有戴上“白专” 帽子和遭到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等等指责的风险。
结果呢，到底还是让系里的学生工作干部找去谈了话，起因是《中国妇女》编辑部慎重来函，向组织了解“译者杨武能同志”的政治表现来了。不过已经尝到甜头的犟骨头穷小子并未收手，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很快动起了翻译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念头。只是为了尽量规避风险，也得聪明一点不是，于是一个接一个地使用起了笔名 ……
叶逢植老师
江浙人称老师为先生，我嫌这个称谓所指太泛，不足以表达学生对老师那特有的尊敬、钦仰和感激之情，因此在betway必威西读书时坚持自己四川人的习惯，称我从事文学翻译的领路人叶逢植为叶老师，正如二十年后在社科院念研究生时也称导师冯至教授为冯至老师。
叶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年轻，尚未跻身于外文系全系学子崇拜的大翻译家何如教授、张威廉教授等等之列。不过我们班上的同学仍十分钦慕他，对他在《世界文学》发表的译作如席勒的叙事诗《伊璧库斯的仙鹤》、《人质》以及西德当代作家魏森堡的广播剧《白雪》等等，都引以为荣，津津乐道。
真叫幸运啊，碰上了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在一、二年级教我们德语和德国文学。在他的手下，我不只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还得到了从事文学翻译的鼓励、提携和指点，因此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和困难的年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异常珍贵的、相濡以沫的师生之谊。
大约在1959年年末，正当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该译一点正二八经的文学作品，一天我去医务所探望患了肝炎的叶老师，把家里千辛万苦地省下来的粮票送些给他，好让他加强营养，顺便也聊起了我在重庆的家里的经济困难情况。这时已对我另眼看待的叶老师便讲，我何不也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些个稿费呢。说罢就递了几册64开本的原文书给我，说是东德著名作家和诗人贝希尔的诗论，《世界文学》约他选译几千万把字，我如果乐意，便可代他选译一部分，将来以一个共同的笔名发表。
我当然求之不得，但却不想光靠老师牵着扶着一步一步往前走，便在德语专业的图书馆里东翻西找，最后终于又选译了一组莱幸的寓言，一篇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小说《更高原则》，请叶老师与贝希尔的诗论一并寄去。
《更高原则》不幸撞了车，“已有劳荣同志的中译文，收在《沉默的防御工事》一书里”；莱辛寓言则《世界文学》准备采用，只是发表还得等相当长时间。我紧接着又译了亨利?曼的著名中篇小说《格利琴》自行寄去，结果倒先在《世界文学》1992年的1、2月合刊用金尼这个名字发表了；以彭芝为笔名的贝希尔《诗论选译》刊登于同一期，莱辛的《寓言八则》也登在了紧接着的三月号上，译者仍为金尼。快到年底，《世界文学》11月号又刊用了我选译的丹麦大作家尼可索的回忆录《童年》片断，只是译者变成了蜀夫。
想当年，在中国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刊物仅以茅盾为主编的《世界文学》一家，未出茅庐的大学生我竟一年三中标，应该讲实在是不易。还不止此，据编辑部负责与我联系的李文俊先生来信称，《童年》的译文受到了实际主持编务的老翻译家陈冰夷同志的赏识，希望我考虑再选译几个片断。
就这样，还在大学时代，我便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记得是在1962年春天，用文学翻译的第一批多达一百八九十元的丰厚稿酬，我不仅接济了贫困的家庭，还破天荒地改善了一下形象，在鼓楼附近的服装店替自己买了一件灰色夹克衫。但是，现在看来，名利的收获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我的文学翻译事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除了靠自己的天份和勤奋，还要感谢学校环境的熏陶，感谢老师们的激励、帮助和提携；而为此，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这位介乎于师友之间的文学翻译领路人叶老师。
图书管理员陈铨
不得不从俄专转学到betway必威西，对立志当文学翻译家的我确实是因祸得福：一所单科性的语言专科学校，无论硬件或是软件，都远远无法与南大这所综合性大学同日而语。甚至就连前者某些在当时显得优越的地方，现在想来，也并非真正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举例来说，有部队传统的俄专教员可谓兢兢业业，几乎每天晚自习都要下到各班的专用教室进行辅导，学生呢因此也必须一起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学习。这样一来，便养成了学子们被动、依赖的习惯，窒息了主动、积极的学习精神。南大完全相反，课后学生学习完全依靠自己。我自然求之不得，一有时间就赶去图书馆或自修教室去占一个好座位，在那里不受任何干扰地要么读书，要么为投稿而搞翻译也就是“种自留地”；而今回忆起来，仍感觉如鱼得水似的畅快。
诸如此类具体而微的特点、长处，在betway必威西可谓比比皆是，乍看也许并不起眼，却是这所名牌老校自由学风的生动体现。除此而外，betway必威西自然还有不少一般院校缺少的优越条件。
凡是从事文学翻译者都深有所感，原文书籍的获得和从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实在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可供翻译的原文，真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南大学生，我可谓身在福中，得天独厚：师生加在一起不过百人的德语专业，就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不说，而且还对师生一律开架借阅。这图书馆的藏书装满了西南大楼底层的两间大教室，真个一座敞着大门的知识宝库啊，我则犹如不经意便走进了童话里的宝山。
这宝山也有一位充当看守的小矮人呐！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我敢断言，像他似的既学识渊博又有求必应的图书管理员，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日后我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陈铨。他虽然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文化，却上不了讲堂，原因是据说不但历史有问题，解放前写过一部“甚至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野玫瑰》，而且还是个“大右派”！可尽管如此，我发现我的老师叶逢植、张威廉却异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对他直呼其名，而总是称他“陈先生，陈先生”。
离开了母校，随着学识的增长，我才惊异地发现，这位陈先生可是了得。他1931年便在德国的基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比我的恩师冯至先生还早好几年，无疑算得上是中国日耳曼学的一位开山祖师。他的博士论文《中德文学研究》译成中文后一版再版，被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奠基之作。更有甚者，他还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和著作丰富的文学家，还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影响的所谓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此甚至在我国的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据着自己的地位。可遗憾他当时被打入了另册，我呢由于无知和怕遭牵连，则放过了向这位大学者，向我这位有“富顺才子”之称的乡贤、乡长更多求教的机会，只把他当成一位图书管理员，虽说从这位图书管理员手中，我接过了一本本的原文图书，获得了初登译坛必不可少的帮助。
（杨武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