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韵悠悠听逸响
――追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孙伯鍨教授
二月的南大校园，乍暖还寒。刚刚开学的师生们忧心忡忡地传递着这样一个消息：哲学系孙伯鍨教授再次病重住院；学界同仁和孙先生的弟子们也纷纷从外地赶来，看望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前辈和良师，祈盼孙先生能再一次战胜死神。2月23日，孙先生用尽生命最后一份力气，告别他心爱的讲坛和弟子们，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殡仪馆前各界人士排起长队，默默为孙先生送行，感念这位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老人的学问品行……
50多年前，选择了马列。兹此，他守护思想，一以贯之
1930年，孙伯鍨生于革命老区江苏泰兴。在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度过了他的童年。20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孙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和坚定信念，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倡导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的实质，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成果的唯物辩证法不是旧哲学那样的体系，而是实践的革命的方法论，从而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从青丝到白发，从热血青年至南大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一干就是一辈子。学界公认他是学术权威，是我党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战士，孙先生对此总是淡淡一笑，他说：“回首往事，感到欣慰的是从未动摇过自己选择的信念，带出了一批学生，做了一些踏踏实实的科研工作。"
1999年夏天，我国理论界的一批学术骨干和崭露头角的年轻才俊，从全国各地来到南大，庆贺孙伯鍨先生70寿辰。事先，他们并没有告诉孙先生。那天，简朴的座谈会和素雅的鲜花前，平素不苟言笑的孙先生显得特别开心。座谈会上，弟子们纷纷汇报自己走出师门后的成绩，交流科研心得，先生则不时插问，而且话也特别的多。人们为这一幅一杯清茶、老少同堂的场景所感染。而在弟子们的心中，除涌起对恩师的千般敬意外，还有一阵阵隐隐的酸楚。因为，这时的孙先生，是一位身患晚期肝癌、化疗手术后不久的病人。这一点，外人不太容易看得出来。那天，先生仍像平时那样，是一个思路缜密、思想深邃的长者；那天，先生仍一如平常，坐在讲台像游鱼在水的世界自由地徜徉呼吸。当研究生院副院长童星教授代表同学上去对孙先生深深鞠上一躬时，师生深情注目。
孙先生眼里，讲台和学生是最重要的
童星教授是噙着眼泪讲说孙先生的，他是孙先生的早期学生之一。1975年，孙伯鍨由北大调至南大哲学系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于1978年开出了100多课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出了40余万字的马恩哲学思想史讲稿。教学科研之余，孙先生最为倾心的是一批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那时，孙先生的夫人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南京郊县工作，两个女儿由孙夫人带。南大的桃园北楼，有一间孙先生的宿舍。在那间破旧的小屋里，孙老师手把手地带童星他们走上学术道路。从第一篇学术论文修改和发表，到第一本学术著作的问世，都倾注了先生的心血。为了学生,孙老师平时难得和家人在一起，到了节假日，孙先生就用简陋的煤球炉烧几个菜和同学们改善生活。
在先生眼里，讲台和心爱的同学是最重要的。晚年，孙先生仍舍不得离开心爱的讲台。与鼓楼校区一江之隔的浦口校区，本科生一般都集中在那儿。学校给新生们开设了一门“正教授"讲座，考虑孙先生年事已高，学校不安排他到浦口上课，先生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坚持坐班车到浦口。令博士生们感动的是，在1999年患上重病后的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在做了42次酒精治疗、若干次化疗、放疗手术后，孙先生总是坚持授课。每做一次手术，孙先生都要发烧，遇到有课，他常带着老伴一起到课堂，笑着动员老伴去学学哲学。有一次，他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带着39度的高烧，当天下午有一门博士生课，孙先生一点没有跟同学们提及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上了3个小时的课。上课时，同学们发现孙老师身体不对劲，课后打电话从他家人那里才得知实情。事后，选课的学生要求先生停课休息，最终还是说服不了他。他说不少同学是从外地赶来的，不上课对不住他们。毕业时，同学们回想起这门不太一般的课堂经历时都禁不住流下眼泪。
各种层次的学生喜欢听孙先生的课，更致力领略先生的道德文章
先生学术功底深厚，甘坐冷板凳，从不跟风炒作，以其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思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先生集数十年之功而成的一本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创性专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自1985年出版以来，至今仍是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先生逝世后，大家整理书房时，发现先生读过的马恩全集夹满了纸条，有关思想家的原著写满了眉批。他主持的“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哲学思想"等国家级重大项目对理论界、有关决策部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参与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他的著作获得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后，又出版了凝聚多年心血的力作《卢卡奇与马克思》，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在病重住院期间，先生主编出版了5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走进马克思》并获中国图书奖，发表了10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在病床上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三卷本教材。面对成绩，孙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把它看得太重，实实在在把下一步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好就行了。"
治学科研的严谨是和先生的人格品行连在一起的。走出师门的研究生们总有这样的印象：恩师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人。在学习中，他对学生要求特别严，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常常被推倒，要求重新构思。副校长张异宾教授回忆说，当年自己的硕士论文初稿洋洋洒洒写了20多万字，一个星期后，孙老师让他拿回去重起炉灶，答辩时的论文只有5.8万字，这番经历让他体悟出文章不说一句空的道理。孙先生逝世后，张异宾教授的一位博士生送给系里一份论文稿，这是孙先生病重期间指点的一篇习作，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从标点、句式到论述观点的修改字迹。这是孙先生一以贯之的作风，他总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启发学生一丝不苟问学、踏踏实实做人。
在日常相处中，大家都感到孙先生有慈父般的亲切。学生有困难，他总是伸手援助，用自己的钱来资助学生完成事业。党委副书记郭广银教授说：“孙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党员，又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儒者，他一辈子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别人。上世纪80年代初，孙老师拿到第一本著作的稿费时，想到系里行政人员收入偏低，就把稿费一半分给他们。"同事们还知道，孙先生从不向上要荣誉，历次评奖，孙先生没有一次是自己申请的。哲学系姚润皋教授说，改革开放后的南大首次优秀教学奖，就是哲学系78级全班同学联名给孙老师申报的。面对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党员等种种荣誉，先生总是说：“我老了，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听说自己的学生和系里的年轻老师搬进了南大龙江小区新居，他带上老伴，挨家挨户地进去，东摸摸，西看看，那样子比自己住上新居还高兴。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临终前仍是为人着想。就在逝世前一天，先生对前来看望他的学校领导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死，我是不怕的，只可惜不能再为南大的发展做些什么了。以后的工作，全靠同志们了。"
孙先生走了，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这位普通老人身上。巨幅挽联上写道：“人伦楷模，后生师范，九畹芳菲，曾思长扣洪钟，清韵悠悠听逸响；哲学名家，马列忠臣，一身磊落，讵料顿收晚照，停云霭霭想光辉。”校园网上，师生们纷纷感言：“孙先生的血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 （王月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