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
我和我父亲的母校――betway必威西就要迎来她的百岁华诞了。回想起五十年前我在母校迎接父亲从国外归来的那些日子，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父亲赵忠尧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早年就读于betway必威西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7年，25岁的他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攻读博士，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首次发现伴随着硬r射线在重元素物质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着一种特殊辐射，这是一项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重大成果。但因若干客观原因，未能获奖，其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却是有定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1979年在汉堡向各国科学家介绍我父亲：“这位是物理学界前辈赵忠尧教授，他就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没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曾是父亲学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与李炳安先生也在1989年著文详述父亲在这一方面的重要贡献。虽然父亲一生只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外界很少了解和知道他，但是他在我国核物理学界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公认的。
30年代初，父亲转到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访问研究。在剑桥大学曾向原子核物理大师卢瑟福求教，不久回到中国，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教，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抗日战争期间，我正10岁左右，清楚地记得他与母亲带着我和弟妹，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辛勤地从事着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中央大学任物理系系主任时，我们全家五口住在重庆沙坪坝石门村。学校在松林坡，有一条拦腰环山路通向学校大门，我还依稀记得大门旁有过一幅讽刺漫画：上写有“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等字样，周围则画了好几只老鼠把它啃得破破烂烂，印象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召开了欺骗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2月10日又制造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许多爱国群众和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我父亲等专家学者对此十分愤慨。
1946年春，美国将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试验，中央研究院推荐父亲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前往参观。在他出国以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教授对他说：“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物理事业，还要麻烦赵兄在美采购一批必要的研究器材。你此行要办的事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风险，只能请你见机行事，一切都拜托你了!”萨交给父亲区区几万美元的经费，并答应到时再汇一些钱去，父亲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1946年5月父亲启程，6月底在比基尼岛参观了原子弹试验，接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回旋加速器发明者劳伦斯教授，劳伦斯本来答应安排父亲在他的辐射实验室工作。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却清除它所辖的核物理实验室的外籍科学家。父亲转而找到麻省理工学院，那里也有他的熟人与朋友，他一面利用机会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与同事完成了几项当时具有核反应前沿研究水平的工作，如“混合宇宙线族射”等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一方面着手购买质子静电加速器，可是手中的经费有限，只有12万美元，而购置一台整机至少要40万美元以上。父亲便下决心自己设计研制一台规模小些的加速器，设计完后便联系部件加工，以及采购一些必要的关键部件，以便化整为零，分箱装运，回国后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开支，又避免了美国海关对整机出口的刁难与阻挠。与此同时，他还要购买和搜集有关的书刊资料。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好以“换工”方式帮助别人进行研究工作，以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父亲身体一直瘦弱，一人在外要办这么多事，要不断外出选购器材，跑加工订货，还要包装入箱分批托运，其工作量与劳动强度都很大。生活的紧张和劳累更是可想而知。但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他从来没有犹豫，更无怨言。
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靠中央大学发给父亲的70％工资维持生活，勤劳节俭的母亲还接了一些绣花活计，以补贴家用。父亲在美停留期间，正是中国大陆发生巨变的年代。
全国解放不久，我到原为中央大学的betway必威西就读，并且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组织上对我说：“你父亲赵忠尧先生是新中国建设的有用人才，我们希望他早日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我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妈妈和我们殷切地等待着您的归来，祖国和人民需要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热切地欢迎您。”已经知道国内情况的父亲，其实早就做好了回国准备。他抓紧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于1950年3月正式办理回国的手续。美国移民局不断进行阻挠和刁难，直到5个月后的8月份，父亲才拿到经过香港回国的“过境许可证”。与此同时，他把几年来陆续购买到的各种器材设备，打包装箱分批向国内托运。在托运中又受到美检查机关的连续盘查刁难。父亲到处奔走，设法转移到别的国际运输公司另行托运。经过他一再努力，受气又受累，终于使问题逐一解决。各种器材设备陆续办好手续，分别起运。这才使父亲开始感到了轻松，不料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1950年8月底，我们终于得到了消息，父亲已从美国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启程回国了。父亲怀着一颗火热的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带着一份献给新中国的厚礼，万里奔波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父亲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在上船前受到美国方面的严格检查，一批科学书刊被没收。父亲据理力争，说这都是公开出版物，并无任何机密。但检查者仍然咬定其中会有“机密”，并说你们如需要这些书刊，可以在美国看，就是不能带走。好在父亲对此已有准备，有些资料数据已摘入笔记本，有的更已牢记头脑中。这是任何检查机关也查抄不走的，他还是暗自庆幸地上了船。
按照规定的行程，父亲乘坐的海轮于当年9月抵达上海。但是当这艘海轮抵达上海时，在下船的100多名回国学子中却少了3个人，这就是我的父亲和同行的罗、沈两位青年学者。据同行者说，这艘船原定在日本横滨港停泊几个小时，旅客们都准备在船靠岸后，就便上去观光休息一下。哪知正当海轮驶近港口时，船上却宣布：奉有关方面的紧急通知，这船不得在日本停靠，大家感到十分扫兴。就在这时，有一条快艇从岸边飞速驶来。父亲预感到会有什么意外的事，并且很有可能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连忙暗自将带在身边的一包科研记录本，交给了同行的可靠同胞收藏好。资料刚脱手，从快艇上就跳下几个带有“MP”标志的美国宪兵，很快查找到父亲和罗、沈二人。美军不容分辩地说：“请你们3人马上跟我们上岸去，有重要事情要办理。”嘴上说“请”，实际上是押上了快艇。3人的随身行李也被查出一起带走了。他们离船不久，这艘海轮就奉命继续驶往中国，我父亲等就被留在了日本。我们最初得知的情况就是这些。
后来我们又得到了一张父亲用铅笔写的便条，这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仓促写成的，上面只有几个字：“在日本有事，暂不能回国。”
获知这些意外信息的母亲，急得直哭，7岁的妹妹维勤和4岁的弟弟维仁也跟着哭成一团，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边掉泪一边劝慰母亲安抚弟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关系，更加重了我们的忧虑。
父亲离开美国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几个月。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极其紧张的敌对阶段。对于父亲这样一位核物理专家，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放回中国，一直企图留难可又无计可施，只好在他已回国途中有意挑起事端。后来得知，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也被美国无理拘留了。
父亲等是1950年9月12日被驻日美军扣留的，当天就被送到东京的中野美军监狱。罪名就是所谓与核机密有关的“间谍嫌疑”，不久转往主要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父亲等随身携带的全部个人衣物，特别是书籍、笔记本和信件等等，一件不漏地受到查验。声称其中有许多是“违反美国出口法，应予以扣留”。美国人把他们查抄的物件都一一编上了号码，直到父亲后来回到国内，我见到他大到旅行箱和大衣，小到肥皂盒和钢笔等，都有着从几号到几千几百号的标记。
就在父亲被扣押后，驻日美军仔细检查了他的每一件被抄物品，有的竟由驻日美军兼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审看。有一天父亲受审时，一个美军执法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麦帅(即麦克阿瑟)看了你女儿写给你的信，十分生气!”父亲回国后向我说起此事后，妈妈怪我闯了祸，父亲却在一旁笑而不语。他很明白事件的错综复杂，远非一封信的结果。我没吭声但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在信中写了打败美帝野心狼等话的原因。真棒!我就是要气气你这个侵略头子麦克阿瑟。
美国对于顽强不屈的中国学者，施加了种种软硬兼施的可耻手段。有一天，他们3人被押到一间空屋里，一一面对墙壁站着，父亲听见美国宪兵在他们背后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声音，心想这下完了。旋又认为美国佬不敢也不会就这样处置他们，仍然无所畏惧地挺立着。这使妄图威吓他们的美国兵悻悻地收起了把戏。父亲的老朋友、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自台北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对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的一切威胁利诱，父亲一律干脆地回答道：“我们决不去台湾，更不会去美国，坚持要求回到中国大陆去!”
3位中国科学家被美军扣留在日本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中国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特别是我国科技界知名人士，纷纷抗议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此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无理扣押我归国科学家赵忠尧等3人。吴有训等189名科学家，联合发出致美国政府的抗议书。国际舆论对此也深表关注和同情。世界科学组织对美国丑行“深表遗憾”。迫于新中国和国际上的正义力量，美国当局不得不于1950年10月28日，将3位科学家放出。但是好事多磨，他们途径香港时再次遇到麻烦，港英当局说他们的过境证有问题，又把3人扣留了几天。由于父亲等人已成了众所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们后面更有着新中国政府和亿万人民为坚强后盾。香港方面已无法再公开留难，才不得不予以放行。他们离开日本后又辗转了一个月，直到11月28日才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
美联社于11月28日从香港发出消息称：“中国原子能权威赵忠尧教授昨自日本(他在那里被美国占领军扣留)抵达香港。他因据说与钱学森教授案件有关而被询问。钱教授在9月初因企图把喷气机材料送往北京，而在洛杉矶被捕。赵氏今日在美国警察保护下通过香港边境。”
历经艰险归来的3位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上海和南京等地，受到了人民政府和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我和betway必威西物理系师生代表去南京下关车站，参加了欢迎仪式。父亲回到南大后，我们又去鸡鸣寺1号原中国科学院礼堂，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父亲刚回到家，就让母亲找出了他出国前常穿的中式大褂，脱下了西装，重新穿上了旧棉袍。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在鸡鸣寺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
到南京20多天后，父亲应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之邀到北京出席了于1950年12月23日召开的在京科技界联合集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裴文中、钱三强等科技界著名人士，再次欢迎并宴请了我父亲。此后父亲就被留在中国科学院，参与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我们全家也住进了位于地安门的新房子。母亲郑毓英也一如既往、默默无闻地做好父亲的后勤，担负起全部家务劳动和孩子的教育任务。
父亲作为新建的物理所领导人之一，用他从国外设法带回的科研器材设备和资料，以他的学识和勤奋，开创并促进了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及同行们的合作下，他于1955年和1958年先后建成了我国的70万及25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同时带头参与创建了多处原子能研究基地。1958年主持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建立，为培养新一代原子核物理工作者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1973年父亲担任新建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他还亲赴台湾，会见了在台的老朋友吴大猷教授等，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1995年，已93岁高龄的父亲，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他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作为扶植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赵忠尧奖学金”。
1998年5月28日，父亲安然去世。尽管和许多科学界人士一样，外界人大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业绩和奉献却是永存的。我作为他的女儿，一直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本文曾载于《纵横》2000年1期，经作者同意，转载时已作修改。)
(赵维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