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我国突遭持续三年的新冠病毒袭击，而夏天多地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洪灾。这两个灾情勾起了六十多年前我在betway必威西当学生时（1953—1957年）发生的两件事的点滴回忆。

大洪水引起的回忆

  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洪水来犯时新中国建立还不到五周年，当年南京的防洪能力不强，城里的不少地方漫水了。虽然betway必威西位于地势较高的鼓楼而没有遭淹，但我们南大人没有置身事外，为抗击洪灾，南大党政领导号召暑假留校的同学组成一支队伍去参加抗洪斗争。1954年暑假是我到南大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因回家路远，路费也贵，我留在了学校。于是也就响应号召报名（按今天的说法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去参加抗洪。

  在我记忆里我们南大的队伍出动过两次，一次是到城东南的大校场机场，因洪水的水位高，在机场外围的防洪堤已被淹没了，我们当时的任务是站在水里把在水下已不起作用的沙袋捞出运到别的需要它的地方去（具体运到那里去我不知道）。

  另一次是去参加挖土运土。某一天的午后，队伍集合后到鼓楼的小火车站（当年从南京下关站到中华门站的铁轨穿城而过，小火车鼓楼站就在今天紫峰大厦北部附近）。登上货运的铁皮车，大家就坐在车厢的地板上。火车把我们拖到铁道附近的一土山边停下，因为那时我到南京还不到一年又不经常外出，所以不知道当时火车是停在什么地方。下车后，在山边，我们有的人挖土，有的人把泥巴装在带去的竹箩筐或搪瓷脸盆里（脸盆是根据学校的通知参加者自愿把自用的脸盆带去）。然后用人力传送并把泥巴倒在专门用来装泥巴的火车厢里，再由火车拖到需要的地方。劳动到临天黑，我们仍乘火车返校。

  这次劳动，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回到学校后，大家去领回自己的洗脸盆，可是我的脸盆找不到了；剩下一个看起来是破旧的沾满泥巴的脸盆，与我才用几个月的新盆完全对不上了，但仔细看了盆底，那厂标表明这个已凹陷变形的脸盆原来是属于我的，于是我也就把它领回凑合着用了，当然难免还心痛了好些天。

  不管怎么说，1954年的大洪水让我有机会亲历了一次抗洪斗争，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尽管当年参加抗洪时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我们学生群体也体现出了众志成城的精神。

betway必威西历史上的“方舱病房”

  我们国家为阻抗新冠病毒传播，在武汉快速建起多家方舱医院收治了为数不少的确诊患者，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保卫武汉、保卫湖北、保卫全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方舱医院的设立让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我们betway必威西的故事。

  六十多年前，betway必威西曾经开设过特殊的隔离病房，是发生于1957年春季之事。当年流感病毒在南京肆虐，是1949年后的首次遭遇战，我也就是在那时才知道流行性感冒与普通感冒之间的差别。当时南京有不少人被感染，南大也不能幸免。那时我们学校的医疗单位是后勤部门下属的医务所，没有校医院，整个南京也没有几所医院，离南大最近的就是鼓楼医院但当时规模也不大，而当年一间不大的学生宿舍要住8～10人，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及时隔离和治疗患者，抑制疫情在校园恶化，学校党政领导统筹策划、应对有方，让医务所把校体育馆和西平房的教室（西平房教室是当时学校里容积最大的平房教室，现已撤除，原址大致在化学楼附近）开设为临时隔离病房，搬去多张单人床作为临时病床，把确诊为流感的患病同学都移到那里去临时隔离居住并进行治疗，体育馆和西平房附近成为隔离区。除了对病人采取隔离措施外，学校还给全校师生员工发放包括中药汤剂在内的预防药物。

  当时的“大”病房，其规模之小当然无法与现今的方舱医院比，与今日现代化程度比更相差甚远了。尽管如此，当时的临时隔离病房对于betway必威西而言也起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作用，使得流感疫情没有给南大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带来恶劣的影响。后来随着疫情平息，病人逐步痊愈，南大没出大事，临时病房也就取消了。当年南大为应对流感所开设的临时病房可称其为“方舱病房”，可看作为今日方舱医院的雏形。

  转瞬间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物资匮乏，科学技术欠发达的情况下，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因时因地制宜，合理应对，从而战胜洪水，战胜流感疫情，保了一方平安。

  （文/林应举，betway必威西数学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福建省福州人，1935年生，1953—1957年就读于betway必威西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退休，2008—2017担任betway必威西退休协会数学系分会负责人）